按现在多数学者的理解，狭义的先秦史研究的范围，包含了我国从进入文明时代直到秦王朝建立这段时间，主要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这几个时期的历史。
    回顾近百年来的先秦史研究，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特征：一是相对于其它时段的历史研究来说，在总体上处于一种更加受到人们关注的位置。这主要因为先秦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源头，中华民族的产生、中华文明的特殊气质，乃至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及文化形态的渊源，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作为一个重视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关注并投入更多精力来研究这段历史，是很自然的。其二是先秦史研究在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前沿位置。这主要是指近百年来我国史学的主要思潮，或者新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几乎都首先出现在先秦史学界；先秦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动向。其三是先秦史研究与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更紧密的关系。由于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及其成果不断涌现，给先秦史研究不断提供新的素材，使先秦史这一古老的研究领域常研常新，至今仍保持其富有活力的研究势头，这是其它时段的历史研究所不及的。
    以上诸项，贯穿于近百年来先秦史研究的整个过程。但是随着近代政治风云和史学思潮的变幻，近百年来的先秦史研究也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示出它的具体特征。同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轨迹一样，近百年的先秦史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年以前、1949年至1976年“文革”结束以前、1976年至今三个时间段。以下即按这个顺序对各阶段研究的情况分别扼要地进行叙述。
    一 1949年以前的先秦史研究
    20世纪以前的历代专制王朝统治的时期，对于先秦史的研究，从来就是同经学纠缠在一起的，或者是作为经学的附庸出现的。作为独立的先秦史或上古史研究，是随着近代西方史学思潮传入中国才开始的。
    20世纪初，在先秦史研究领域独占鳌头的是罗振玉和王国维，其学号称“罗王之学”。他们上承乾嘉考据学的余风，同时借助于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援引刚被人发现的殷墟甲骨文资料及日益引起人们重视的金文资料，以之与文献相互对勘发明，用以考证上古史上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其中罗振玉的贡献实主要在编定一系列甲、金文字和古器物资料，真正利用这些资料考史并取得重要成就的是王国维。他的一系列古史论文如《殷礼征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明堂庙寝通考》、《鬼方混夷狁考》、《生霸死霸考》、《古诸侯称王说》等，至今仍对殷周史的研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两文（载《观堂集林》卷9，1921 年乌程蒋氏初刻本，中华书局1959年重印本），在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指出卜辞中部分殷帝王名号的基础上，遍引卜辞与《史记·殷本纪》及《世本》等古籍所载商王世系及诸商先公名号相对勘，证实了诸书所传之商王世系在卜辞中的存在（只有个别差错），从而使史籍所载之商代历史成为信史，这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王氏后来将自己运用的这种取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相互对勘以证释古史的方法概括为“两重证明法”，它至今仍然是从事古史研究的学者遵奉的基本考史方法。
    不过，从对待与经学相互为用的旧的古史系统及记载这些旧史的古文献的基本立场来说，无论是罗振玉还是王国维，都基本上不持怀疑态度。对旧史系统，特别是对夏以前的古史系统从根本上进行批判的，是自20年代起崛起于史坛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其称经书所载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为“伪古史”；认为他们在古史传说中皆具有神性，是由神演化成人王的；有关他们的神话传说皆是由以后各时代“层累地”积累而成的，越是古史系统中排列在先的古帝王的传说发生得越晚；即使是“三皇五帝”之后的一些帝王的传说，也是越往后由人附加的成分越多。是即所谓“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古史辨》1册自序，1926年北平朴社初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因此，顾颉刚提倡对一切古书，不仅是《传》、《记》，而且包括《经》中的古史记载都应当大胆地怀疑“敢于打倒《经》和《传》中的一切偶像”。他还根据历史进化论的原则，进一步提出推翻非信史必须具备的几个基本观念：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他认为这些观念是建设可信的真古史的基础（《答刘、胡两先生书》，载《古史辨》1册）。为此， 顾颉刚及其他一些学者对先秦两汉书中有关古史的记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同时对这类书籍的真伪、时代也做了系统的考辨。他们的这类论文多数收辑在被称作《古史辨》的总共7 册的论文总集中。应该说，“古史辨”派对于破除旧的古史观，提倡科学的进化的古史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于上古史上的一些具体史迹及文献资料也做了有益的清理。然而，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他们中有的人疑古过了头，其中个别人甚至连夏代也不承认为实有的朝代了（如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载《古史辨》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其所认为属于“伪书”的范畴也未免过大。另外，包括顾颉刚在内的“古史辨”派的多数学者把传说时代的人物故事一概视作神话，只注意了对这些神话传说的分化演变之迹进行清理，却未顾及这类神话传说中同样也包含着真实的历史成分。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给古史研究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当然，也应提到顾颉刚本人在他以后的学术生涯中逐渐由“疑古”转而趋向“考信”，在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方面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与“古史辨”派的风格异趣，三四十年代以钱穆为首的一批学者则偏重于强调古史资料，包括古代传说之史料价值。钱穆早在1930年发表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就针对清末经今文家提出而为顾颉刚等疑古学者所倡导的刘歆伪造古文经的说法，专门考证刘向、歆父子的事迹及王莽时期朝政，条别年代，以证刘歆并未改窜群经，《周礼》、《左传》等皆先秦旧籍（《燕京学报》7期，1930年， 原题《刘向歆王莽年谱》）。针对顾颉刚提出的“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说，他在其后发表的《国史大纲》讲述上古三代的篇章中提出“古史层累遗失”之说，认为“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层累地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忘之真古史尤待探索”。钱穆著作颇丰，主旨即在探求中国传统之历史文化。其最著名的著作当推1935年发表的《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是书不仅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渊源与生卒年代做了通盘交代，更对史籍记载歧义的战国年代进行了周密考订。其论文《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10期，1931年），考夏及周先太王以前之居处，亦对后来治先周历史者影响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