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尚有几部个人的论集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杨宽的《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和孙作云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前者专门致力于西周春秋社会的研究，共收集有14篇论文，除对周代井田制度、乡遂制度、宗法制度和学校制度分别进行探讨外，还对周代礼制，包括藉田礼、冠礼、大蒐礼、乡饮酒礼、射礼和贽见礼等进行了系统的探研。后者则主要立足于通过《诗经》对西周社会性质进行探讨，其中不乏作者的独到见解，如认为周人在灭商前即已进入封建社会，“二雅”为西周晚期（厉、宣、幽）之诗，《诗经》多数恋歌与上巳节有关，《诗》中“公田”为“公”，即领主之田，等等。
    本时期的后一阶段，即1966年至1976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阶段，先秦史研究同其它领域的史学研究一样遭到极大的摧残。比较起来，先秦史领域被糟践的程度又更加严重一些，因为“四人帮”所搞的“批孔”及“评法批儒”运动都主要利用了先秦史这块阵地，先秦史领域成了他们搞影射史学的重灾区。许多先秦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被他们弄得面目全非，是非颠倒，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被他们弃之若敝屣，至今仍难以恢复其应有的地位。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固然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有直接联系，但也与前一阶段即已出现的史学研究受政治的不适当干预，以及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在史学领域的泛滥有关，这是我们应该深刻记取的教训。总的说来，1949年后至“文革”结束前这一阶段的先秦史研究既有不少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也有诸多不足与挫折遗憾。这是一个为今后先秦史研究积累下宝贵经验与教训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