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败迫使中国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同时也使中国就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究其原因，除了在客观上敌人兵器占有优势，战略战术运用得当之外，在主观上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同时经济上的落后，削弱了战争赖以取胜的经济基础，由此导致了最终的中国战败签约。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
政治方面随着鸦片的输入，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越来越依赖这种毒品来消磨荒淫无度的寄生生活。他们既接受内外烟贩的收买，又依赖这种毒品的走私，从中取得利益。有些走私船，公然插着两广总督或粤海关监督的旗号，威风十足地从伶仃洋驶进广州。清廷的贵族大臣，则从广东和沿海官吏那里，获得丰厚的贿赂。甚至皇帝也收取大量的西洋奇珍，成为这种“通商”关系里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在禁烟与反禁烟、战与和的问题上，他们始终摇摆不定，在整个战争中，始终没有坚定的方针。从皇帝到将军、督、抚，战守无策，没有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法。当战争受挫时，他们立刻求和；和议不成，又空喊作战。当议和投降比打仗有利于维系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时，他们就屈辱投降。 中国当时掌握战争领导权的人是以道光帝为首的一伙腐朽封建统治者，他们完全浸沉于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生活中，对世界大势毫无了解，对鸦片走私与英国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问题也没有认识.，对英国不惜为此进行作战缺乏应有的准备。清王朝是一个封建专制帝国，皇帝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和战决策也操于他一人之手。决策者远在北京，战事则发生在数千里之外，各地的情况既不能及时上达北京，皇帝的谕旨也不能及时抵达前线，朝廷的决策常常落后于变化了的形势，前方的将帅又未被授予临机处置之权，还不得不遵照执行。再加前线将领为减轻罪责，往往夸大敌情和谎报战果，就使这种状况更加严重。在鸦片战争中，英政府对侵略中国的远征军训令，原则明确，要求具体，并给前方指挥员在执行过程中，保留有根据情况自行决断的允分余地。纵使后来战事曾多次变化，统帅几度易人．但英国的战略要求基本未曾改变。可是，清朝方面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清王朝对战争的态度，前后有过多次的变化。这与清朝方面对本身力量的盲目自信，和对英国的侵略意图一无所知有直接关系：战前和战初，以守为攻，以逸待劳。不在远洋与敌接仗，设法诱敌登岸聚而歼之；广州之战后，则以委曲求全，息事宁人的姿态，避免与英军正面对抗；英军第二次北犯，清廷又决意以武力与英军进行较量；浙东反攻的失败后，清廷又丧失了使用军事手段战胜英军，解决中英纠纷的信心，带之而来的是屈服和妥协。由此可知，清方对于敌情缺乏起码的了解和准确的估计，因而和战不定，战略方针多变，时而增兵，时而撤兵，弄得前方将帅无所措手足。 经济方面 封建社会的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与小农经济并存，严重的束缚并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表现为： （1）土地所有制禁锢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2）小农经济长期存在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3）紧急政策、重农抑商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4）地主商人高利贷三者结合对农民进行更加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进一步挫伤了农民阶级的生产积极性。 经济上的劣势只是不能强有力的支持战争，官商不能完全的知晓鸦片的危害是主要原因。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许多大地主、大贵族、大鸦片商勾结在一起，是鸦片的贩卖、吸食和受贿者，他们组成了一个鸦片输入受益集团，他们向皇帝提出弛禁鸦片，主张允许鸦片合法输入，准令外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内地种烟、听民自便；民间吸食、一律勿论。还吹嘘“重兴贩而轻买食”符合王者之道，吸食鸦片的地主贵族大多是“忠良后裔，簪缨世胄，其人温恭尔雅；或富而好礼”，他们吸食鸦片“非但有凶暴害人之心，亦无狂妄悖理之事，不过如酒色过度而自戟其命耳”，所以朝廷应当以仁爱之心，从宽处理吸食鸦片者。 群众方面 首先，在战争中清政府与民众之间是分离的，政府没有动员民众，利用民众，在外国侵略者强敌面前，广大老百姓并没有支持清政府的对英作战，这也是清政府失败的重要原因。从理论上讲，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应该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特别是从持续了三天之久的三元里抗英事件中，已清楚地显示了民众的巨大力量，只可惜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认为民众是“乌合之众”，甚至于战时各路带兵大员仍视人民为仇敌，胡说什么“汉奸遍地”、“汉奸充斥”，“防民重于防寇”，“患在内不在外”，完全与人民处于对立的地位，更谈不上依靠与发动人民共同杀敌了。这也导致了清政府对英作战的直接失败。 其次，当时的民众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意识。思想的禁锢使中国人民并没有团结起来，人数和地理优势都没有发挥出来，这在对英作战中是十分不利的。例如，在广州战争中，当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开向乌涌时，沿江两岸聚集有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着清军与英军的战事，好象在观看两个不相干的人争斗。当义律率“复仇神”号火轮船进攻红山河时，香山县附近的百姓都在袖手旁观。这其中的责任主要归因于清朝政府，因为它是一个失职的腐败无能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不可能让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意识。事实上，清政府更害怕觉醒的民众队伍。 军事方面 清军指挥人员的文化素质和军事素质决定了他们不适应新式的近代战争。在当时清军各级指挥员中虽然也有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将领，但他们没有正确的战术运用和进步的军事思想。他们的战略思想还停留在闭关锁国的封建时代，战术思想停留在冷兵器时代。所以，前线指挥混乱，军纪废弛，惊慌失措，畏敌如虎。 (1)不能了解敌人，对敌判断失当： 清王朝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帝国，长期以来，它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盲目排外，视外国为“蛮夷”，拒绝—切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文化的传入，因此，清廷同西欧各国近行贸易虽有近200年的历史，但是对西方列强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和认识。林则徐是较早注意了解世情的人物之一，但是林则徐对英国政府出动诲陆军大举进犯中国，也完全缺乏了解，至于其他沿海省份的战备工作就更差了，如英军抵达浙江定海时，兵勇都毫无准备，大沽口的大炮都不堪用，天津、大沽驻防的清军总共不及千人，这与清朝上下对英国将发动的武装侵略了解甚少有直接关系。 (2)军政素质低下，战斗能力不高： 清王朝建立二百年来，无论八旗、绿营均已腐朽，加之清王朝“承平日久”，将弃兵丁均未经战阵，既缺乏实战经验，又缺乏严格的训练，根本不能打仗。而且军制十分落后，平时星散于各营汛，忙于繁重的杂役，很少训练；待到战时，临时从各营汛零星抽调，拼凑成军，因而兵与兵不相习，兵与将不相知，营伍散漫，心志不齐，难以形成有机的战斗集体，一旦临阵，兵不听将令，将不得兵力，一遇敌人，往往未战先逃。加之各级将弃不善指挥，不懂战术，据守一地，只知株守炮垒，不布远势，炮火余部并不能有机配合，互相协同，每座要塞都仅一线设防，没有二线阵地，因此一处突破，全线皆溃。清军在战争中毫无作为，坐失良机，非但未能歼敌，反被英军所败。 (3)武器装备不精，战略思想落后： 鸦片战争中，英国是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工业发达，武器精良，占有火力上的明显优势。用军事史学家的语言来说，当时的英国军队，早已从弓箭大刀长矛的“冷兵器时代”全面进入了“火器时代”，战斗中的“点杀伤”已为“面杀伤”所取代。作战中更重要的是火力和火力与人的组织形式，个人的勇猛已退出决定性的位置。而当时中国军队主要用的是弓箭大刀长矛，其中也有一些火绳枪，但需要点燃火绳缓慢的捕捉目标，常常在火药引发时，目标已移动或对手早已开枪将其击倒。中国的火炮铸造技术全面落后，不仅制造工艺差，而且使用的主要原料铁在质量上也远逊于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由于铁质太差，铸造出来的火炮十分粗糙，威力也小，往往数千斤大炮不如英军的小炮。中国人手工铸造的大炮，铸件“布满蜂眼”，炮膛“毫无算学尺度”，装药少了打不出去，装多了自炸自伤，即便有几门装有瞄准镜的西式大炮，兵员也缺乏科学的训练和战场配合。 武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要素，但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战略战术的运用。入侵的英军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和战争观念，将人和武器组合成一部精密的机器：战前侦察测绘，细致到每一段河道的深度；舰炮和步兵之间，配合到射击时间与进攻距离之间的确切的数量关系；在混乱的中国士兵面前，英国兵排成数排半圆形的进击队型，前队射击，后队装弹，互相交替上前，既不留有火力的间歇，又自我形成安全保护。英国人的战争思想正在逐步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而这些方面，当时的清军均遥不可及。 综上所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正应了那句老话——陈腐的封建主义难敌新兴的资本主义，落后的农业文明战胜不了先进的工业文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