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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630年8月16日，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悲剧发生的日子，这一天，明末爱国将领袁崇焕被处死，而且是用了最为残酷的凌迟。袁崇焕被处死后北京城的百姓“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群情激奋的平民百姓甚至贿赂刽子手只求能生啖一口“卖国贼”袁崇焕的皮肉。时至今日，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残酷的玩笑：袁崇焕的具体施政或有可议之处，但是毫无疑问是忠诚爱国的将领，而群情激奋的百姓也是热爱大明的普通子民。那么为什么同样爱国的两方，却会以这种形式载入史册？ 袁崇焕悲剧的背后，实际上是整个明末上演的一出国家利益被全国上下弥漫的“大义”所裹挟绑架，最终自坏大明江山的更大悲剧。 一直以来，对于明朝有一段评价，被不少人津津乐道“大明276年,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粗看之下，确实正气凛然，大义满满。但实则，这种一气强硬到底的“舆论氛围”却真正要了大明朝的命，顺带将所有真正爱国者的一切努力砸得粉碎。 这种“除了强硬别无选项”的思想和氛围，实质上是一种植根于天朝上国傲慢的自大。带着这份自大，大明朝廷眼前没有平等的“外国”，只有匍匐于脚下的附庸和“不遵王化”有待大明军队将之彻底荡平的“外虏”。无论是两者中的哪一个，大明的态度都应该是强硬再强硬，不把对方逼到山穷水尽已经是大明的仁慈，更不要谈让大明有一步后退。 带着这份“强硬”或者说“傲慢”的“大义”，明末的大明朝从皇帝到平民联手开启了自毁模式。在这个模式下，谁把大明吹得越牛逼，越不可战胜，把后金、蒙古等“外虏”贬得一无是处，谁就越“爱国”，谁老实承认后金其实很强大，大明其实处于劣势，谁就等着“汉奸”的帽子掉到头上来。 时光回溯到后金十一年八月此时明朝的大敌——后金的天命汗努尔哈赤死了。在努尔哈赤生前，从萨尔浒到广宁，这位后金太祖把大明军队打得毫无还手。直到宁远遇上袁崇焕，攻坚城不下，才小有挫折。 继位的皇太极接手的是个地道的烂摊子，由于屡次劫掠明朝，使得后金的白银储备大大增加，但是“小冰河”也同样冲击到了后金，使得后金遭受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当时皇太极有两条路可选，一条路是继承父亲的老路线，继续劫掠明朝以战养战。另一条路则是是恢复与明朝的朝贡关系，以贸易来取得所急缺的物资。  袁崇焕 资料图 也许苍天也觉得战火已经足够了，此时担任明朝宁远巡抚的袁崇焕派人前往后金吊唁努尔哈赤之死，皇太极非常热情的接待了这只使节团，并将自己的意愿告知了袁崇焕，希望他能促成双方议和。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其实努尔哈赤时代就一直有和明朝议和的意愿，当时的议和条件是“释我七恨”，“封我王号”，再加上三千匹绸缎和三百两黄金以及三千两白银，以当时的水准这真心非常厚道了，要知道当时后金的精锐有六七万人，在野战中明军根本打不过后金军，而发动和维持战争所需要的财力物力更是远远超出努尔哈赤提出的条件，至于所谓七大恨和王号更是面子罢了。 可对于“强硬之外别无选项”的明朝无视了努尔哈赤的请求，到了皇太极时期后金的实力水涨船高，要求自然也提高了不少除了“释七恨”这种老皇历外物资上的要求达到了黄金十万两，白银一百万两，绸缎一百万匹，毛青细蓝布一千万匹。作为回报后金方面会给“东珠十、貂皮千张、人参千斤”  满洲隗宝东珠 资料图 这条件猛一看完全就是狮子大开口，但是当时女真的物价已经到了膛目结舌的地步，例如粮价，就算如约明朝给了百万两白银其实也就够买十几万斗（不考虑白银进一步输入导致的新一轮通胀），此时皇太极军队已经逼近十万，平均下来每个八旗兵也就一斗米分而已，而且不同于努尔哈赤所需的是完完全全的“赏赐”，而是“贸易”。说白了价格或许高但是结合后金此时的情况也谈不上漫天要价，最重要的是向明朝释放了一个“我要互通有无，不希望通过武力解决”的信号。 之后皇太极又在明朝的要求下后退一步，舍弃了“面子”，答应不再提七大恨，要求也降低到了一半也就是五万两黄金和五十万两白银，绸缎五十万匹，毛青细蓝布五百万匹，然后每年再给十万两白银和一万两黄金以及十万匹绸缎，和毛青细蓝布三十万匹，希望和明朝达成协议。  皇太极 资料图 平心而论此时皇太极基本可以肯定是完全真心的，要求也并不算高，要知道明朝后来为了平定后金，每年付给林丹汗的佣金就到达了每年三十二万两白银。（注：林丹还是个不守信的，时不时要去明朝边境村镇打秋风，要知道这仅仅是雇佣蒙古的价格，不算明军自身那庞大的消耗。）后金的条件其实完全没有超过明朝“愿意为辽东安宁所付出的代价的上限”。可以看出，如果明朝后退一步与后金议和，确实可以让自己喘一口气。平衡财政赤字，重新打造有战斗力的军队这些都需要时间和机会。 但是，明知打不过，大明朝就是死活不愿意议和。 很多人一直津津乐道的从不屈服的大明王朝，自下而上一定要保持“硬气”已经是“规则”，即便贵如皇帝也不能将之打破，因为不愿意“留下骂名”。从谈判的过程中也能看得出来，明朝对实际的物资条款不置可否，甚至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非常大方。但是首先明确的便是要求皇太极不提“七大恨”。 而北京城下的袁崇焕，恰恰好踩了这根红线，这就不难解释袁崇焕后来的罪名最重要的一条便是——擅自议和，因为朝廷从上到下没有谁愿意“背锅”，大明朝必须“永远政治正确”。 这股原本只应该存在于士大夫阶级的风气在明代也蔓延到了下层，固然有各种说法例如百姓被蒙蔽之类的，但是可以看出人们情绪中对“通敌”的存在是充满了义愤的。那么，谁“通敌”？谁是“汉奸”？按照大明朝朝野上下的“大义”舆论，谁敢不强硬，谁敢议和，谁就是“汉奸卖国贼”，这顶帽子袁崇焕戴定了。留下的史料记载，当时民间舆论中袁崇焕是“卖国贼”的说法已经铺天盖地“袁崇焕入援，抵都城下，然崇焕虽托名入援，听虏骑劫掠，焚烧民舍，不敢以一矢相加。城外戚畹中贵亭庄舍，为虏骑蹂躏殆尽，皆比而揭其罪状入告。民谣云“投了袁崇焕，达子跑一半”，更有各种如袁崇焕军暗中偷袭友军；袁崇焕要带后金奸细入城；袁崇焕军和后金军见面嬉笑偶语，往来游戏，就是不打等谣言传遍北京。民间早已将袁崇焕定为头号“卖国贼”，才有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袁崇焕死了，大明朝朝野上下为杀了一个“汉奸”而欢呼，但大明朝的处境更加每况愈下。 因为“越强硬越爱国”的政治正确，议和不能提了，提起后金那当然只有一个字“战”，但光“战”还不能证明爱国。我大明天朝上国，对付后金一蕞尔小丑，那必须一鼓荡平。谁要是提“守”，那就算不是汉奸，也与爱国贼相差无几了，必须得“攻”。早在袁崇焕之前，就有这样一个牺牲品，老于边事的熊廷弼深知明军打不过后金军，主张收缩防守。结果手中权力全被架空。轻狂书生王化贞大喊进攻，要一鼓荡平后金，结果兵权在握。最终广宁一战王化贞20万大军全军覆没。朝廷追究起战败之责，却是一直主张防御，并且权力皆无的熊廷弼被下狱论死，传首九边，直接责任人王化贞却得到缓刑的包庇。  熊廷弼手迹 资料图 熊廷弼的例子在前，之后连“攻”也不太平了，急冲猛打才“强硬”，稳扎稳打就有不够“爱国”之嫌了。袁崇焕之后，在决定明清两国国运的松锦大战中，明军统帅洪承畴就这么被逼上了绝路。大战之初，洪承畴指挥大明最后的精锐15万大军稳扎稳打步步推进，取得了一连串中小规模胜利。于是朝廷上下开会一合计，洪承畴你这么能打，这次一定要一鼓作气把后金快快荡平。于是决定由兵部尚书陈新甲派出亲信张若麒催促洪承畴快速进军。洪承畴刚提出反对意见就被大帽子压死了——“用师年余，费饷数十万，而锦围未解，内地又困……何以副圣明而谢朝中文武诸人之望，主忧臣辱，台台谅亦清夜有所不安也！”张若麟甚至直接插手指挥，“振臂奋袂，扶兵之势，收督臣之权，纵心指挥”，于是明军“但知有张兵部，不知有洪都督，而督臣始无可为矣”。就这样，明军加速前进，掉进了后金主力的包围圈。明朝最后一支能战的精锐就此覆灭，洪承畴被俘后投靠后金。 直到这个时候，大明已经没有资本和后金掰手腕了，崇祯皇帝也意识到不和谈就要亡国。但“大义”的威力是如此巨大，马上又诞生了新的一个牺牲品——之前把洪承畴逼上绝路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同时真正将大明送上绝路。 在松锦会战之后，明军九边精锐基本丧尽，同时皇太极的八旗军队也扩大到了十二万，过去稀缺的重型火器也非常充沛，仅仅是红衣大炮就有百门之多，时人感叹“奴之火器十倍于我”便是指此，按理已经有了强攻已经空虚的北京城的能力，不过皇太极依旧愿意和明朝谈判，面对明朝秘密使节团甚至出城十里相迎（八旗贝勒打胜仗归来也不过五里）。 结果本已快完成的议和条约被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属下泄露了出去。在触犯了“政治正确”情况下，明朝朝野上下群情激愤，人人痛骂议和的“汉奸卖国贼”，皇帝在压力下拿陈新甲当了替罪羊，明清最后一次议和告吹。明朝在外有后金内有农民军的夹击之下迅速灭亡。 那么仅仅是外交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崇祯南迁。  张皇后 资料图 崇祯第一次南迁之议在崇祯十六年春，此时后金的攻势早已压的崇祯缓不过气了。国内农民起义也让他焦头烂额，由于外交已经失败，所以便动了南迁的念头，由于朱棣在南京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政府班底所以，崇祯如果去了南京，依旧是天下之主，所以“上以边寇交织，与周延儒议南迁”，结果被张皇后（天启皇后）所阻止，因为“宗庙陵寝”都在。 如果说张皇后是皇室强硬思维代表，那么第二次南迁就是代表了明朝内阁们的意见。 崇祯十七年，在大顺军进逼下左中允李明睿上书崇祯，请求迁都，考虑到李明睿官职太低显得不够格。不愿意独自背锅的崇祯拉上了内阁众臣，表示自己“身死沙场亦所不顾”，以此暗示大臣们同意南迁，结果大臣纷纷强硬的表示愿意代替君王上前线，就是无一人提起南迁。 几乎对此绝望的崇祯决定拉上满朝文武开会讨论，结果在二月二十七日讨论会上李明睿和左都御史李邦华分别提出南迁和太子监国两个建议，结果除了少詹事昱支持太子监国外，群臣几无人明确态度。 明白了大臣没有人愿意被舆论指责之后，崇祯被舆论挟持，不得不表现出强硬君主的形象，所谓“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一口气将两个方案都否决了。 事实上一直到大顺军攻破北京前两周都有崇祯可能离开，三月十四日巩永固上书“圣驾南行，征兵亲讨。臣号召京畿义勇，可得十万众，扈从启行。”结果“诸臣皆其诞妄”，“大义”在此，只能强硬到底，自然“上意不决”结果最后一次机会就流失了。 结局就是导致大顺军攻破北京后，即没了皇帝也没了太子的南明政权已经缺乏一个足够合法性的皇帝，结果阵脚大乱，浪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在内讧上。剩下的明朝官员失去了主心骨，直接导致了南明政权犹如螳臂当车轻松被清兵碾压，反而是郑成功和李定国这种非原本官方出身的抗清力量能撑得久一点。  郑成功 资料图 那么明朝朝野上下是不是真的就那么的刚强呢？ 答案是否定的，崇祯在否决了两条建议之后，其实一直在偷偷探查南渡的可能，一直到大顺军破城的前一日，也就是17日崇祯似乎才决定放弃所谓“强硬”像现实屈服“上密诏巩永固曰：‘卿向劝朕南行，今尚可及乎？’”，可惜此时人心已经散了，再也没人愿意“扈从启行”，第二天夜里大顺军便攻破北京。 那么那些打死也不给大明朝后退余地的大臣们呢？ 答案也是没有一个人表现的那么刚强，崇祯表示要他们殉国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陪葬，甚至崇祯自尽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没有一个大臣愿意送他们君王最后一程。无论是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时候，还是不久之后八旗进入北京都没有前明大臣组织有效的抵抗。 那么那些生吞袁崇焕的京城百姓呢？和大臣一样无论是大顺还是八旗都没抵抗，北京高大坚固的城防等于摆设，在剃发令之前没有多少人再愿意“强硬”了。  剃发令 资料图 由此可见，这股被朝野上下士民把控着的“强硬”“爱国”的“大义”舆论，实际上将大明朝所有实事求是务实操作的空间封死。这种源自无知自大的傲慢一旦成为不可违逆的“政治正确”，就逼迫着大明朝在极端道路上越走越远自毁长城，反正“大义”的操控者们不用亲自上战场面对后金的军刀。而一直站在抵抗后金第一线，真正从现实出发着手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爱国者如袁崇焕、熊廷弼，却反被打成“汉奸卖国贼”、“软弱”身败名裂。结果到了明朝灭亡，清朝夺得天下后，这些曾经义愤填膺的士民都成为大清朝的顺民，再不见当年高喊强硬大义的身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