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1年5月5日，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麦克阿瑟说出了一段有名的话：“如果说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科学、艺术、宗教、文化上处于四十五岁的发展阶段，那么德意志人是相当成熟的。然而，日本人尽管有着很长的历史，却还处于需要指导的阶段。从近代文明的基准来看，与美国的四十五岁相对，日本还是十二岁的少年。”这段话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此前麦克阿瑟在日本被视为国家重建的恩人，被视为英雄，备受敬重。从日本归国不久的洛克菲勒三世立刻展开了灭火行动，反复强调美日要“相互尊敬”。 同年4月，洛克菲勒三世向当时的国务卿辅佐官约翰·F. 杜勒斯提交了长达八十余页的《美日文化关系报告书》，书中具体列出了五种计划，包括在东京设立文化中心、分别为东京和京都的学生设立国际交流会馆、进行以国家指导者与学生为核心的人员交流活动、实施彻底的英语教育等。杜勒斯与洛克菲勒家族关系密切，从1950年开始担任洛克菲勒财团理事长，两年后出任美国国务卿。接到报告书后，他立刻以“机密”的方式将其呈交给了美国国务院。 洛克菲勒三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说法与构想越真挚，他就越以一种高度凝练的方式将“文化帝国主义”的部分本质表达了出来——以对方同意的方式，帝国获得了文化上的领导权。借助意大利理论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松田试图将美国的对日文化政策进行漂白处理。然而，从帝国秩序生成的角度来看，松田的担忧及工作并无意义。他低估了——如果不是说无视了——二战后美国政治家对政治、对一般人类事务可能达到的认识与成熟。 什么是美国的世界认识与政治成熟?这只能留给读者思考了。从权力的角度来看，我们需将目光暂时转向日本这一主体。让日本学者多少汗颜的，或许是事关他们自身的部分。为了获得来自美国的研究资金——有人美其名曰“学术资源”——的支持，当事者显露出了以利益为中心的算计、小气，以及争夺“资源”时的霸气;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本应有的矜持。日本一东一西久负盛名的两个学府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卷入了漩涡。 从1945年进驻开始，占领军当局对日本知识分子发动起“精神攻势”。目的非常明确：用民主主义精神取代基于神权秩序的天皇统治与天皇制意识形态。其实，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正处于“精神的真空状态”。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的杜勒斯发现，“日本国民有着自由自在变来变去的特质”，觉察到他们可能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宣传。杜勒斯虽然不理解，此前还是军国主义者的这些人，为何如此简单地变成了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政策却异常坚定：强化日本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观念与立场。 另一方面，当时日本知识分子也普遍认为，他们“现在所面临的不幸，很大原因在于缺乏对美国的正确理解”。这样，日本的美国研究就得到了双方的共同重视。随着冷战的升级，这一领域被视为加深对美理解、强化美日友好关系的最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为此，美国政府与民间财团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日本的美国研究学者从事研究与交流活动。1950年4月，东京大学与斯坦福大学在东京联合举行美国研究研讨班，成为这种活动的典范。此后这一活动连续举行了七年，每年均招聘第一流的美国教授讲解美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据统计，近六百名日本的美国研究学者参加了上述活动。 东京研讨班活动的成功，刺激了位于日本西部的美国研究学者。1952年，京都大学与同志社大学准备在京都举行类似的美国研究研讨班。在他们看来，争取到美国政府与民间财团的同等资助待遇，意味着他们的学问得到了承认。时任东京大学校长、战后民主派代表人物南原繁，对京都大学教授们的行为勃然大怒。美国当局不得不从中进行调停。 京都研讨班最终成功举行后，京都大学与其合作者同志社大学又发生龃龉，数年后走向决裂。美国当事者很快明白了其中的缘由：这是著名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冲突，名誉与利益夹杂在其中。 不过，这些学界纠纷仍是表面的。这种依赖美国的学术生产机制，正孕育着深层的负面结果——作为政治与社会批评家的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功能。日本在1980年代成为经济大国后，美日经济摩擦日甚一日，两国关系成为日本政治生活的主要议题。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此时，为了寻找稳妥的事态解决办法，日本政要与国民将目光转向了日本的美国研究学者，希望获得有深度的专门知识。尽管日本朝野上下内外强烈希望获得关于美国的正确信息与政策建议，大多数的美国研究学者却三缄其口。 据此松田认为，美国政府与财团的活动成功地培育出了“亲美派”。如同洛克菲勒财团注意到的一样，来自“美国政府温情主义的援助，可能侵蚀了人们刚毅不屈的精神，造成人们意志的脆弱”。这些解释都不错。但，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的结果吗?是美国的“阴谋”吗? 其实，“文化帝国主义”仅仅是支持帝国统治秩序的一种意识形态，而非帝国本身。潜在于这种意识形态中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机制，并不能因其意识形态自身的拙劣而遭到无视乃至抛弃。 战后日本最终形成了依存于美国的结构。这种依存对美国与日本而言，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种美国实施的课业，可以说成功地规训了日本。民主主义、经济的繁荣、军事力量的抑制，这些成为美日两国异口同声赞叹的成就。然而，美国在其中获得的经验，反过来已然影响了美国自身，尤其是影响了美国的世界认识与对外政策。战后美国课业的全球意义开始显现出来。 稍微拉长我们的历史视野，可以说，战后美日关系正是帝国课业的一次实践。今日人们熟识的一些理念，诸如民主主义、现代化、人权、安全、自由、秩序等，为这一课业提供了普遍性的理念支持。当然，也正是通过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上述具有人类普遍的一些观念，才逐步成为现实。 因此，不是强者的“阴谋”，而是当事者的“共谋”，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帝国课业的编制与实施，导致了战后美日关系的形成。在这项复杂而广泛的工程中，没有局外人，更没有针对某一特定国家连绵不绝的“阴谋”;迫害妄想与受害妄想都是浮云。战后美国的“宽宏大量”自有其品格;但这种品格只有在更高一层的人类普遍的意义上，人们才能谈论其得与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