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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中国1927·谁主沉浮》，叶曙明著，花城出版社出版 冯玉祥没有把张作霖打倒，张作霖就要来找他算账了。张作霖对这个翻云覆雨的基督将军恨之入骨，大骂他是“人中妖孽，世界凶徒，中外共愤，天地不容”。1925年底，直奉联合讨冯的声浪，奔腾高涨，1926年2月，直军攻入开封，3月克郑州、陷洛阳，有如虎荡羊群，把国民军从白脸观音打成了黑脸北帝。 山东方面，国民军也不敌鲁军的进攻，把地盘丢得一干二净。冯玉祥被迫辞职，取消国民军名义，永不沿用，然后只身由张家赴平地泉，准备取道库伦，出国游历。国民军的两员大将张之江和李鸣钟，奉冯旨意，电请吴佩孚北上主持大计，国民军谒诚听命，想和吴佩孚修好。但吴佩孚却一刻不能忘记被倒戈的深仇，对冯氏穷追猛打。 3月12日，东北海军在日本军舰护航下，驶入大沽口。驻守炮台的国民军鸣放空炮示警，不料日舰竟发实弹攻击。双方爆发了冲突。日军以国民军破坏“辛丑条约”为由，向执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当局发出最后通牒。 冯玉祥明知这是奉张假手列强向他施压，他当然没有勇气与实力和八国抗衡，只能沿用鸦片战争以来的老办法，就是“民气可用”，借助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孤注一掷。3月14日，北京民众举行反日大会；17日，北京全市各学校、社团代表向国务院、外交部请愿，要求驳回最后通牒，遭到军警武力驱散，有多人被刺刀扎伤。在国民军大刀队的保护下，京师门户的抗议活动，一浪接着一浪，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自从北京落入冯玉祥之手后，国共两党在北京十分活跃，几乎处于半公开状态。李大钊积极做国民军上层的工作，而大批中共党人则渗透到国民军中下层开展活动，国民二军、三军中都有共产党员担任副官及其它职务。国民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出动大刀队保护在北京街头活动的革命党人。 为了贯彻“反奉倒段”的方针，共产党在北京组织了对执政府的一连串示威活动，天安门前，隔三差五就有“国民大会”召开。11月28日的示威，演变成一场俄国式的“城市革命”，与会者手持棍棒武器，前有学生敢死队，后有工人保护队，一遇军警阻拦便开打，攻击政府机关，占领警察局和邮电局。“各种号召人们起来革命的标语贴满墙壁，数十万张传单在人群中飞舞，屋顶上竖起了革命的红旗，迎风招展，革命的空气弥漫全城。”《政治生活》杂志形容，这天的示威活动“完全是一次巷战”。192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告全国民众书”，宣布“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活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 政府感到极为忧虑，精神高度紧张；精神过于紧张，处事便容易头脑错乱。3月18日，北京学生和民众十几万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这是由国共两党领导的一次大型群众集会，主要组织者是李大钊。 大会一致通过了驳回最后通牒和驱逐八国公使的决议，然后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奔向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集会请愿。据说，国民军在示威活动中，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挑动学生冲击执政府，卫兵抵挡不住，竟开枪射击人群，死亡47人，受伤两百余人。请愿群众以鲜血记下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一名知识分子愤怒地宣称：“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