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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开枪屠杀和平请愿者，固然是倾长江之水也洗不掉的罪恶，如鲁迅所言，“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对这一历史悲剧，人们历来是强烈谴责段祺瑞和北洋政府的，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却也有若干带疑问性的盲点，易因愤激之情而被忽略。国共两党都是北洋政府的公开敌人，并不讳言以推翻北洋政府为政治目的，1926年春，南方的北伐呼声，已响彻大江南北，为什么还要向北洋政府和平请愿呢？和平请愿的前提，是承认这个政府的合法性，既然承认合法性，为什么又要北伐呢？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早在两年前，中共因为支持给予外蒙古自决权和苏联在外蒙驻军，组织向北京政府请愿，当时就成了右派攻击中共的把柄，向孙文告状，指这等于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但中共我行我素，不予理会。事实上，孙文不也是今天北伐，明天和谈的吗？在中国搞革命，一切以革命利益为转移，本来就谈不上什么逻辑的。但对于段祺瑞的执政府来说，如何处置以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和平请愿”，就是一道大难题了。 可惜，段祺瑞也是一个从专制酱缸里腌制出来的军头，除了迷信枪杆子以外，和政治智慧挨不上什么边，他在所有可能性中，选择了最糟糕的那个，结果在历史上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把自己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了。 惨案发生以后，段祺瑞的执政府的合法性，便丧失殆尽了。4月9日，国民军发表通电，把当初他们倒戈时斥为“祸国元凶”的吴佩孚，捧到九重天上，称他为“命世之才”，“此后惟玉帅（吴佩孚）之马瞻”。这种朝秦暮楚的做法，不仅没有讨得吴佩孚的欢心，更为社会舆论所不齿。 国民军一心要搞垮执政府，等他们真的把执政府搞垮时，才发现这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4月9日晚上，国民军再次发动政变，包围段祺瑞的寓所，想施其囚禁曹锟的故伎，把段氏抓起来。但段氏早已得到消息，逃入了东交民巷。国民军手中最后一块筹码也没有了，只好收拾细软，向察哈尔、绥远地区退却，准备继续盘踞西北，伺机再起。 段祺瑞曾建议冯玉祥去欧洲，遭冯氏拒绝，现在，国民军已陷于舟中敌国，他选择了另一个目的地——苏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