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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勃列日涅夫一开始并不想和中国关系紧张，特别是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他拒绝了军方运用核武器对中国核基地先发制人的主张，指示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赴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在北京转机的机会，与周恩来接触，着手缓和边境军事形势，制止两国因边境战争走火失控的态势，求得恢复两国关系。周恩来借故回避后，勃列日涅夫又指示通过苏联驻华和驻越大使馆联系中方，最后促成了已经飞回国内的柯西金再飞回到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见，重启两国边界谈判，使中苏关系有了一线维系，没有彻底崩裂。 而早在勃列日涅夫发表“塔什干讲话”的18年前，即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刚上台之时，中苏两党两国就有了缓和关系的机会，然而，宝贵机会却被一场不该发生的“祝酒事件”彻底毁掉了。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被一场“宫迁政变”贬黜，勃列日涅夫上台。与此同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毛泽东感觉中苏两党两国有和解的可能性，决定回应勃列日涅夫主政的苏共中央的邀请，派出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团成员有贺龙、康生、刘晓、伍修权、潘自力和乔冠华，随团翻译是李越然、中国驻苏使馆的王钢华和邢书纲。中国方面欲以此为契机，探一探勃列日涅夫对华政策是否会有改变，是否能够改变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紧张和严重对峙。 苏联党政高层也认为中苏关系的紧张与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事风格极有关系，许多人都认为，与中国关系恶化的根源在于赫鲁晓夫的鲁莽无礼。 勃列日涅夫认为，现在这是一个改善两党两国关系的时机，所以决定发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莫斯科的邀请，并同意中共的建议，请一些兄弟党国家一起来莫斯科，营造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友谊的大氛围，勃列日涅夫指示苏共相关部门给予中共代表团足够隆重的礼遇。 11月6日，勃列日涅夫在周恩来出席的公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呼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勃列日涅夫指出，苏联领导人认为，加强共产主义世界的团结是自己的责任，他还说，“迫切需要”召开一个由各国共产党参加的新的国际会议；他指出，任何一个共产党或政府都没有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党或国家身上；可能存在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形式之间的选择可以由有关国家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来决定。勃列日涅夫把苏联的外交政策说成是“始终一贯的，不可改变的”，提出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与不结盟国家合作、和平共处以及“拯救人类免于世界战争”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他提出警告反对“侵略势力”，并说，只要还没有达成裁军协议，苏联将把自己的防御力量保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 中国党政代表团本是为求缓和两党两国关系热情而来，但一场意外的“祝酒事件”，使本来可以避免的摊牌不得不发生了。 那是11月7日晚，为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克里姆林宫主人举行了酒宴。宴会设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大厅里，主席台的前面是一张大桌子，领导人都围着桌子站着谈着。另外一张桌子的旁边站着参会的苏联高级将领，周恩来看见后，就对贺龙说：你过去给他们敬敬酒。贺龙过去以后，和军人们谈得很高兴。这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过来，贺龙看见后，就说：来，来，干一杯，为我们的友谊干杯。马利诺夫斯基几杯伏特加下肚后，口无遮拦，他大声说道：“中苏关系所以不好是因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系不好，我们已经赶走了赫鲁晓夫，也该你们赶走毛泽东了，这样，我们的关系就没有障碍了，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了。”贺龙闻听此言，大吃一惊，立即就跟他吵起来了。这时，马利诺夫斯基看到周恩来走了过来，就将此话对周恩来又说了一遍。周恩来听罢脸色大变，全身颤抖，他本能地环视四周，感觉全大厅的目光都在向他射来。他立即怒目而视，斥对方为胡说八道，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 随后，周恩来走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闻之一怔，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是喝醉了，是酒后胡言。周恩来说，酒后吐真言嘛！他要求苏方正式道歉。苏共领导人没有立即回应，周恩来当机立断，率领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表示抗议。 代表团回到中国驻苏使馆，就拍发电报，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整个事件。 第二天，11月8日下午，勃列日涅夫和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中国代表团住所回拜周恩来时，周恩来质问他们，苏共中央欢迎我们来，是不是为了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着中国共产党也撤换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周恩来指出，西方国家的媒体11月8日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吗？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这样胡说八道吗？周恩来说，我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答复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且已受到苏共中央的谴责。他们现在代表苏共中央正式向中方道歉。 接下来，中国党政代表团同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等举行正式会谈。周恩来请苏方解释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原因，勃列日涅夫对此敷衍搪塞，没有正面回答。在周恩来不依不饶的追问之下，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说：赫鲁晓夫下台，是由于赫鲁晓夫工作作风、领导方法引起的，而苏共的路线、纲领是不可破坏，毫不动摇的。在谈到赫鲁晓夫下台前曾决定于12月15日召开26国党起草委员会以及于1965年年中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等问题时，周恩来说，起草委员会的组成、会议的日期、程序事先都没有同中共协商，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单方面命令。中共不同意召开这个会议，也不参加这个会议。而勃列日涅夫仍然坚持按照既定的方针召开会议，他和缓地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米高扬索性说：“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没有分歧，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对此，周恩来表示，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打算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绝不参加，如果你们一定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间的原则分歧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会谈一下子就没有了回旋余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