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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赴机场途中，柯西金还是对周恩来含蓄地说：我们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的，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柯西金还提议举行苏中两党高级会谈，商量两党改善关系的办法。周恩来表示，将向中共中央转达苏共中央的这个建议。11月14日，周恩来返回北京，毛泽东破例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亲赴机场迎接。 1965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参加苏共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 勃列日涅夫一直不希望中苏关系决裂，他于1966年2月24日以苏共中央的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1966年3月，中共复信苏共，决然表示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从此，中苏两党关系中断。 到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两国都处在视对方为战争威胁的状态之中，一时之间，核战争的乌云密布。7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关系中还发生过“间谍飞机”事件。苏联一架直升机误入我新疆境内，被当作间谍飞机抓获，并公开报道宣传。 但是，最紧张的危险关系之中，却孕育着走向和解的可能性，军事是政治的选择方式；同样，接触、协商，是政治的更好方式，别无他法。从1964年到1982年中苏两国长达18年的紧张关系，终于到了拐点。 1976年，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共中央作出了改善两党两国关系的积极姿态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共中央作出了促进发展中苏良好关系的缓和姿态。苏联的宣传媒体暂时停止了对中共的攻击宣传。苏联共产党向中国共产党发来了一则简短的唁电，这是中苏两国1965年后11年来首次的直接联系。唁电没有能够在中国报刊上刊登，因为当时两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与尚存的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同）。但中国报刊简短报道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基马祖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外交部长安葛罗米柯曾于9月13日到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吊唁并在吊唁簿上签名的消息。1976年10月1日，《真理报》发表了署名为Ｉ·亚历山柯夫的文章，声称：“我们的国家正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为解决边界问题而同中国举行谈判。苏联过去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的经济、领土和其他方面有什么要求……” 1976年10月6日，中共粉碎“四人帮”，苏联国内对此表示欢迎。 不久，勃列日涅夫在自毛泽东逝世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声明中，谈到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他呼吁两国言归于好。 1976年10月18日，在蒙古国家元首尤·泽登巴尔举行的宴会上，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理所当然地特别关注亚洲问题，这包括最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得到解决吗？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睦邻、真正尊重其他国家主权和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为未来和实现建设性的对话做好准备，我们应该逐步地、坚持不懈地建立关系。任何一个用这种方法处理这种问题的国家都能期待着我们的理解。” 1976年10月，勃列日涅夫在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内政治发展的舞台。现在很难预测中国的政治路线。但很清楚，过去15年中北京实行的对外政策已极大地被世界各国所怀疑。同中国改善关系是我们经常关心的事。我们坚持平等互利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互不诉诸武力的原则。换言之，我们准备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本着睦邻的精神，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根据这一精神，我们将继续尽我们的职责，而这一切效果和结果将取决于我们双方所采取的立场。” 1976年11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发表讲话。他说，同中国断绝差不多15年的友好关系是“不合理的、不正常的”。这次大会是10年来苏联首次发言者不攻击中国、中国外交代表不退出会场的大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