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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日复一日，由周恩来口授，陈舜瑶代他记录、抄写、整理有关文稿、文件。他出国之前有很多工作要完成，有好多材料要送往重庆。于是，他指挥着大家整理东西，将材料装进袋子，请陈舜瑶代写了给各方面的信。只有一封他没让陈舜瑶代笔，那就是给邓颖超的信。邓颖超知道消息后，打电报给中央，请求组织批准她陪同周恩来去苏就医，中央考虑到恩来同志的生活需要照料，批准了邓颖超的请求。此时邓颖超正在重庆，周恩来十分体贴大姐的心情，怕她着急，用左手给她写了一封亲笔信。邓颖超收到这封信后，虽然担心，却很镇静，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延安，准备陪同周恩来去苏联治疗。 这封左手写的信，是周恩来对妻子加同志的邓颖超十分敬重的见证，同时也是周恩来右臂伤残那段艰难困苦岁月的鲜明见证。 3、周恩来在苏联治疗 苏联政府安排了许多高明的医生为他治疗，先后进行过三次大的会诊，提出两个治疗方案，供周恩来选择：一个是把肘骨拆开，重新接上。这样胳膊可以运动自如，但要动两次手术且花费的时间会长一些。这个方案万一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可效果终归肯定是好的。二是不开刀，就是强力拉展已经愈合的肌肉，可最后手臂只能伸展40度到60度，这样做所需的时间短，但是坏处是愈合的效果不会太好。 苏联医生希望采用第一个方案。他们有自己的自信和自尊，他们不愿意看到病人弯曲着手臂走出他们的医院。然而，周恩来考虑到由于国内工作太忙，不允许在国外滞留太久，所以他坚持选择第二个方案。他说：“我现在不可能长期在国外治病，国内的事情很多。只要能够用它进行工作和生活，我就满意了。” 手术是9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的。这是一次小手术，只切除了一小块突出的骨头。过了一周之后，即25日就已经拆线，经检查伤口已经全部愈合。从拆线的第二天起就开始新的疗程，主要是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目的是使受伤的手臂逐渐恢复运动技能。按照教授和医生们的最初估计，周恩来的手臂将可以弯曲45度。 经过一周卓有成效的治疗，周恩来的手已经可以移动，手部的颤抖也已经减轻。但是，邓颖超在信中不无哀伤地指出：尽管以后手的弯曲程度要比预料的大些，但是要完全恢复将是不可能的，这只手最终将是半残疾的。 强力拉抻是很痛的，多次强力拉伸受的罪就更大了。治疗过程中，有时在注射麻药后，医生把他的胳膊强行按一定的角度加以固定，简直是痛苦异常，特别是在麻药失效后，病人疼痛难忍。 然而，坚强刚毅的周恩来都以极大的毅力坚持了下来。 当时师哲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为周恩来担任翻译，每天陪伴着。他曾回忆说：“疼呵，是人承受不了的疼呵。我从来没有见过能比上总理那样坚强的人呵，他竭力地忍住巨痛。”“从某种角度上讲，总理这弯曲的残疾是他自愿留下的，因为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想赶快回国。” 周恩来在医院总共住了两个多月，在新年的前几天出院。 周恩来在医院里密切注视国际形势和有关中国情况的报道，读了许多东西，其中包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文件，还会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由于他的成功交涉，使遭到康生诬陷而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李立三获释出狱。11月7日，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周恩来写了《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一文。文章就共产国际六大决议案所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三种形式（进攻苏联、帝国主义相互之间、侵略弱小国家）指出，第一种没能实现，第二种正在进行，弱小国家已经先后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牺牲品，只有中国站在反侵略的最前线。共产国际由此发表宣言，表示“日本帝国主义毒害中国已达两年之久，中国正在为独立而战，共产国际援助为解放而战斗的弱小民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