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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5月2日，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发表了一篇震撼性的报道：“中国前总理恭亲王自杀身亡”。这篇报道回顾了这位中国总理“两起三落”(他的第三“起”要等到十年后的甲午战争才会来到)的政治生涯，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并且拿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来做陪衬。据说，每当西华德谈起中美关系，为了强调自己的权威性，最爱将恭亲王挂在嘴边：“恭亲王与我共同认为……” 这篇长达近千单词的报道，代表了当时美国及国际社会对恭亲王的主流评价，但其核心内容却大摆乌龙。52岁的恭亲王还好好地活着，在他那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的王府中，荡起双桨，推开波涛，看着阳光洒在湖面上。 无风不起浪，恭亲王的确在20多天前(4月8日)被判处了政治上的死刑。 不需杯酒释兵权 引发恭亲王下岗的直接导火线，是日讲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在4月3日上的一道奏折，从题目就能看出其鲜明的立场：《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议》。此时，中法战争已经爆发，清军在越南北圻丧师失地，朝野震惊。盛昱奏折中的攻击目标是政治局委员兼中组部部长(“军机大臣兼吏部尚书”)李鸿藻，正是他推荐任命了前敌将领，但是，恭亲王作为首席军机大臣，不能不承担领导责任。盛昱的本意，在于敲打敲打军机处，推动善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但是，5天后，慈禧太后的批复令众人大吃一惊：军机处全体下岗。 这一天，慈禧太后反常地没有召见军机大臣，而只是召见了军机处的“秘书长”(领班军机章京)，按照她的思路拟定了圣旨，指责恭亲王等军机大臣“委蛇保荣”，地位越来越高，却越来越不思进取(“爵禄日崇，因循日甚”)。处理结果是，恭亲王奕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鋆原品休致;李鸿藻、景廉降二级调用;翁同 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 同一天，慈禧太后宣布组建由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毓汶组成的新的军机处，随后又宣布“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至此，以醇亲王奕譞为首的新的行政核心组成。 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枢”。在主流史家眼中，“甲申易枢”普遍被看做是慈禧太后抢班夺权的“疑似政变”，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反动”势力向以恭亲王为首的改革派们的反攻倒算。利用中法战争的失利，慈禧太后甚至不用一杯酒，就成功地解除了恭亲王的权力，至于李鸿藻等人，则成了陪衬而已。 琐屑的总理 “甲申易枢”当然有极为浓厚的权争色彩，但在慈禧太后“夺权”之外，恭亲王也的确在此前暴露出了极大的破绽。 根据当时的末班军机大臣、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日记记载，3月30日，慈禧太后召集紧急会议，讨论越南军情。当天，军机处已接到电报，确定了北宁、谅江失守。会议上，恭亲王却大谈当年十月为慈禧祝寿进献之事，“极琐屑不得体”。慈禧太后终不耐烦，表示说早已决定不为生日搞什么“进献”了，何必请旨呢?“且边事如此，尚顾此耶?”但恭亲王“犹剌剌不休，竟跪至六刻(一个半小时)，几不能起”。第二天的会议还是如此，还增加了一个惇亲王奕誴(恭亲王的五哥)，两位王爷兄弟“所对皆俗语，总求赏收礼物”，慈禧太后的话就开始说得重了：“心好则可对天，不在此末节以为忠心”。翁同龢看不下去，只好“越次”发言，劝两位亲王“宜遵圣谕，勿再琐屑”，总算给大家找了个台阶，“两王叩头，匆匆退出”。翁同龢则在当天日记里感慨说：“天潢贵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 ” 翁同龢的日记，虽然经过他日后不断地修正调整，但基本事实的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吊诡之处在于，此前在处理一系列内政外交中杀伐果断的恭亲王，何以此时变得如此琐屑?年龄上，他此时才50出头，作为国家领导人，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虽然从1883年开始他休了一年的病假，但已经病愈;经验上，从20多年前临危受命，与兵临城下的英法联军谈判开始，他长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清国上下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比他更能驾驭复杂的局势。只有一种合理解释：恭亲王的变化，非自主也，实无奈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