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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13日，第一次见江青 这个日子我记得非常准确，1980年11月13日，我和华东政法学院刑法教研室的朱华荣一起到秦城监狱会见江青。我当然是有情绪，江青这个人确实太坏太坏太坏，但是整个过程我都对自己讲，你要永远记得江青是你的当事人。 到了秦城监狱，狱警把江青的情况简单做了一个介绍，然后就说，你们有没有兴趣看看她的居住环境。我说应该看一看。那个楼是很长的那种楼道，里面有很多房间，只关了她一个人。牢房上边有一个监视孔，24小时有人监视她。房间有十七八平米，一个单人床，一个写字用的台子，一个小的卫生间，里面有抽水马桶。 我们等她的时候，狱警把她坐的位置都准备好了，谈话要有一张桌子，桌子前放了一把椅子，那就是给她坐的。江青进来后，捋了捋头发，手就按着椅子背，没有坐。这时候我示意她坐，她才坐下。那时候我就想，哎呀，真会演戏。“老娘”嘛，很刁的喽，她怎么可能对我们这样的生人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呢？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想一想未必是演戏，把这看作是一种礼貌，可能更客观一些。我说人家是演戏，无非是联系了人家的历史，作出了主观判断，没有多少道理。 见了面我才知道，江青心里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委托律师人选，而且一共有四位。第一位是曾任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的史良；第二位是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的周建人；第三位和第四位比较特别，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她给我做了说明为什么要找这四个人：史良和周建人都是司法界的著名人士；第三个刘大杰，她说因为我了解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表现好，我信得过；第四个李敏，她说如果这三个人都不行的话，我找家属总还是可以的。按照她的说法，李讷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所以她要找李敏。我一听这四个人，前两个都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个不可能，而且年纪都很大了；刘大杰当时也正在受审查，这个也不可能；李敏是家属，用家属做辩护人，我们的限制是很严的，最高法庭是不是能批准，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我给她讲：“现在不是讲这四个人，是你愿不愿意找我们，或者你愿不愿意由特别法庭给你指定，咱们解决这个问题。” 江青并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转而要求我和朱华荣先做她的法律顾问，回答她提出的一些问题。 “我找你们是跟他们辩，不是来跟我辩” 在谈话里，江青经常胡扯。她没谈几句话，就跟我说：“这伙人是法西斯，当时他们把我抓起来，摔在地板上，就再也不理我了。”这个情节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一听，心里窃喜：“老娘”也有这个日子，也会被人家摔，也摔了6个小时。多少人被你们摔了6年，你知道吗？但是后来通过种种材料我察觉，这是“老娘”的夸张。 江青接着说：“公诉人非常坏，还没跟我谈完呢，怎么就起诉了……”我回答她：“什么问题叫谈完了，什么叫没谈完，难道你叫我去审查公诉人？”江青就叫起来了，这是原话：“我要你们做律师，是让你们跟他们辩去！可不是让你们来跟我辩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江青跟我们说：“办我这案子不容易，这是我们党内的事。当然你们要办也可以，不过，你们要学习‘十六条’，学习‘九大’的文件，学习‘五·一六通知’。”我说：“江青，你离题万里了，我作为律师，学什么、不学什么，我比你清楚，我心中有底，这些事情可与案情没有关系呀。”她说，“你不了解，我们党内的情况相当复杂，不是谁来都可以替我辩护得好的。”我说，“这个事情与案情的关联性确实不大，至于说你对我们是不是信任，那是另外一回事。”然后她讲：“那好，如果你是叶（剑英）、邓（小平）派来的，那你跟他们站在一起，你当然不可能来做我的律师，我跟叶、邓什么关系？”她停了停，“你知道吗？我们是对立的。当然了，如果不是对立的，我也不会到这里来。”后来她又停顿了一下，这个细节我记得太清楚了，她说“那当然，这话就讲远了”，她自己就刹住了。 谈话到这儿已经无法继续了，我再次问她，是否要法庭给她指派律师。江青说她要考虑一下。事实上，会见一结束，江青就告诉监狱的政委：“那个姓张的态度非常不好，又是官方派来的，我不要，姓朱的还可以。”政委还跟她讲，“那不行啊，姓朱的是助手啊，你不要他（张）要他（朱），这个有问题啊。”“那不行，我不要，我说什么也不要”，江青态度很坚决。我知道后心里非常开心，真是松了口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