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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次，他对我说了很多话 唐山大地震后，关押在此的犯人第一次开始有了放风的待遇，虽然每次只有半个小时，但这已足以让原本二十四小时不见天日的犯人们心满意足。蓝天、白云、金灿灿的向日葵、绿色的小草……这些在旁人看来再普通不过的物件，在我哥眼里全都美丽无比。每次放风，我哥都会眼睛一刻不停地扫射四周每一分每一寸。突然有一天，我哥在放风庭院的一个墙角的砖壁上看到一行小字：小弟，对不起!“小弟”是我哥的小名，除了家人，只有蛐蛐儿这么叫他。我哥环顾四周，他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看到蛐蛐儿的踪影，但他还是下意识地想寻找蛐蛐儿的蛛丝马迹。他想告诉蛐蛐儿，他并不怪他。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2009年夏将近40摄氏度高温的天气里，走进了蛐蛐儿现在的家。没有看到空调，一台嗡嗡作响的破电扇摇摆着脑袋吐着热风。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保姆陪伴蛐蛐儿住在这套至多不会超过五十平方米老旧灰暗的居室里，蛐蛐儿臃肿肥硕的身躯一看就是常年坐轮椅或卧床不活动造成的。他的脑子还是相当清醒的，但那木讷的表情和迟缓的动作却像一个患了痴呆症的老人。当年那个令多少女孩子着迷的风流才子的英俊潇洒，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痕迹。 我将买来的水果和我主编的1-4期《江南》放在他身旁，问他：你还记得我吗?我猜想他是要思索回忆一下的，没想到他立马脱口而出：袁敏怎么会不记得呢?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久远的记忆像潮水一样呼啸而来。 我问他：你能看书吗?他说：能。我又问他：能写东西吗?沉默了大约几十秒钟，他说：能。 我告诉他，我正在给《收获》杂志写关于“总理遗言”的回忆文章，我还告诉他，《江南》有一个栏目叫“第一见证”，专门刊登一些亲历亲为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也希望他作为“总理遗言”的第一当事人，给这个栏目写一点真实的文字。我希望我和他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一段共同的历史，这样也许会更客观、更公正、更全面。他没有拒绝。 一个星期以后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写了没有。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说：没有。是不想写还是写不动?半晌，他才又说：写不动。我有点着急：身体不好吗?没有。那为什么?他没有回答，电话里却传来沉重的呼吸声。我也不说话，听着他的呼吸声像触摸到他的心跳。几分钟后他用很低沉的声音说：不想写。 我默默地握着话筒，我能理解这“不想写”三个字背后的痛楚和心酸。就像一个已经结痂的伤口，你又要让它重新被挖开来，露出里面鲜红的血和肉，这确实是太残酷了。我知道他为“总理遗言”付出了青春、爱情、健康、家庭甚至付出了丧失工作能力、丧失拥有孩子的权利的惨痛代价!这是一个长篇的容量，我在这里无法将它铺陈开来。 我想挂断电话时，蛐蛐儿突然开口了：我相信“总理遗言”也是总理要说的话，那不是伪造的，真的是总理的遗言。 我看不见蛐蛐儿的表情，但我听到他一字一句非常清晰地说出这样的话,我还是有点愕然，可以想见他一定是又沉浸到自己创造和梦幻的意境中去了。 当年蛐蛐儿从北京监狱放出来后很长时间没有和我们联系，虽然我们从来都觉得应该把这件事情的账算在“四人帮”头上，但他总觉得对不起我们，不好意思来看我们。直到有一天他写出了一部后来获全国报告文学奖的稿子《啊，龙!》，当时我在《东海》杂志当编辑，蛐蛐儿为了投稿，第一次到编辑部来找我。那也是他出狱后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总理遗言”确实是总理想说的话，不是伪造的，真的是总理的遗言。 我没有反驳他，只是静静地听他说。当时的他依旧风度翩翩，潇洒倜傥，我们谁也不会想到此时他因在监狱里长期失眠，靠吃大量安眠酮才能入睡的依赖性已经等同于毒品上瘾，我们更无从预料这种毒瘾居然会毁掉他的后半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