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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次，他对我说了很多话。 他告诉我为了写好这份“总理遗言”他曾经搜集了大量周总理的讲话、报告以及别人写周总理的文章，仔细阅读仔细揣摩。他还在父亲曾当过团省委第一书记的晨光家里看到一本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任弼时的追悼会纪念册，里面的许多内容都给了他很大启发。最最关键的是，蛐蛐儿认为：在当时那种党和国家都处于险恶境地的危难时刻，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总理肯定是忧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遗言，他更不会在自己撒手人寰时对全国人民失语。这就是他写“总理遗言”的动因，他认为自己只是说出了总理想说而来不及说的话罢了。 今天，当我从电话里听到蛐蛐儿说着和当年几乎相同的话时，我终于明白：这么多年过去了，许许多多的事物都已改变，蛐蛐儿也从一个风流的青年才俊变成一个过早步入老弱病残行列的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人，但他对“总理遗言”的信念却从一而终。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曾几次问哥哥：粉碎“四人帮”四个月以后，父亲、姐姐，还有阿斗和他的父亲、蛐蛐儿的父亲都被放出来了，为什么单单把你和蛐蛐儿又关了大半年呢?假如说因为蛐蛐儿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还能说出一些继续关押的理由外，那么，将你也扣着不放是什么原因呢? 哥哥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过我。后来，在我的再三要求下，他才拿出一个颜色陈旧的牛皮信封，将他从来都秘不示人的个人档案展示在我的面前。我从中挑出了与“总理遗言”案相关的材料。 陈旧的牛皮信封里还有两张泛黄的纸也许可以作为“总理遗言”这个惊天大案的结尾：第一张纸上的内容是： 中共浙江省委(决定) 省委发［1978］112号 关于给袁中伟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省电力局党组转 杭州市半山发电厂党委： 在“四人帮”及其在我省的代理人赖可可、罗毅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他们利用追查“总理遗言”，于一九七六年五月，对反对“四人帮”的袁中伟同志非法抓捕，实行所谓“拘留”和“保护审查”，纯属政治迫害，应予彻底平反，对袁中伟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恢复其政治名誉。 中共浙江省委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二张纸上的内容是： 公安部关于给袁中伟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袁中伟同志因所谓“总理遗言”问题受“四人帮”在公安部党羽和在浙江的代理人的政治迫害而被非法抓捕，进行所谓“审查”。事实是：袁中伟同志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并和伪造“总理遗言”毫无关系。中共浙江省委为此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已作出的《关于给袁中伟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是正确的，公安部同意中共浙江省委的这个决定。同时，撤销销毁公安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关于袁中伟同志的审查结论》，有关材料予以销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七九年 后面的月和日被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印章上庄严的国徽盖住了，我努力辨认了半天还是看不清楚，便放弃了努力，因为我从心里觉得，这样的平反决定对我们亲历这个惊天大案的人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摘自《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