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边站队 自有因由 民初以共和取代君主这一步,也许走得不够完美,却不能回头,一旦回头,只能是一场闹剧。不光中国,世界史上类似的例子也太多了。正像马克思引用过的黑格尔名言所云: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常常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的,而第二次的出现则是一场喜剧或闹剧。 乍看之下,是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纸雄文,加上其门生蔡锷戏剧性地潜返云南,发动起义,摧毁了袁世凯的八十三天皇帝梦。其实并非他们师徒二人真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全在于时势民心,都不在袁世凯这一边了。 再看“筹安会六君子”中,除杨度、严复外,孙毓筠等四人是出身同盟会的前革命党人。这让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经过晚清立宪蹉跎和民国共和制宪之后,还是有一批公认为中西学问都很宏富的读书人,甚至是曾抱激进革命主张者,仍要搞复辟帝制那一套呢? 梁启超和杨度一样,都曾是君主立宪制的热情支持者,梁也有过与杨度“金铁主义”相似的国家主义思想。但在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紧要关头,两人的行止有天壤之别:梁启超显然比杨度更清醒,他认为君宪再也行不通了,坚决表示反对。民初十年,梁启超也曾积极参政议政,其推进新民、宪政、法治国家的目标,是非常自主而明确一贯的。杨度则过分依附当局者,所谓“旷世逸才”(袁世凯赞誉语)不得不受困于强权,以至最后败得很惨。论政治格调,他远比与时俱进的梁启超逊色。 “六君子”中,严复资历最老、名声最大,但实际只居于相对次要地位。以他早年留学英国,对英美宪政体制的深刻认识,按说不该相信袁世凯真的能行君宪,但居然也附议杨度,有点不可思议。可能是他花甲之年,人生悲观,又抽上大烟,有点犯糊涂了。至于梁士诒等人,是典型的政客,没什么政治上的操守,谁能维护交通系的利益就支持谁,管你袁世凯是做大总统还是做皇帝,反正钱袋子(财政)归交通系管就行了。 说到两位“外国友人”古德诺和有贺长雄,我相信他们支持袁世凯复辟,不过是相互利用罢了。像古德诺,说白了,就是袁世凯给他一笔大钱请来中国旅游,顺便写篇“政治软文”。他论证道,君主制对中国这个有着悠久传统的大国,可能体制上更适宜一些。从比较宪法学来看,他也不完全是胡说,有一定的抽象理据,比如英国“光荣革命”后实行的君宪制,就比克伦威尔专权下的共和制效果要好。有贺长雄在辛亥革命后写过《革命时期治权之本末》一文,为清廷将政权转移到袁世凯手中作了辩护,他一向是站在袁这边说话的,尽管一般中国人印象中,他的名气远不如古德诺来得大。 花开两朵 南北争雄 前面说过,1916年搞君主立宪不合时宜,那搞革命就合时宜了吗?我认为君宪不过是纸老虎,一打就倒,革命可能是下山虎,是真老虎。作为后来人,我们现在知道持续不断的暴力革命后果有多严重,但民初坚持革命的当事人,却看不到这一点。 辛亥革命既已完成历史使命,制定了宪法,还革什么命?袁世凯复辟不打自倒,革命还有必要性吗?新一轮“革命”的源头、动力与运行机制,以及它依靠的力量、组织、观念从哪里来?这些都是必须追问的。 袁世凯复辟不成,身败名裂之后,接下来的中国现代历史,呈现平行发展,“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一个故事,是以北洋军阀三大系为中心。无论皖系、直系、奉系,确实都是一帮军阀,他们“通电打仗”——不是什么真刀真枪的打——所争夺的,乃名义上合法的北洋政府的实际控制权。他们固然不是好的政治家,但至少有一点值得肯定:不管各派系如何分分合合,谁来掌权,他们首要的政治任务都在制宪,都遵从和延续着民国“制宪建国”的路线,起码是想法消除纷争,确立最基本的宪法构架。 这些当政的军人手里有枪,好在没有过分粗鲁野蛮的做法,大不了搞搞贿选,至少说明还在“选”。而且屡败屡试,坚持相对完备的操作程序,尽可能促成国会召开,达至法定制宪人数,制宪议员们也能保持独立人格和法定权利。别忘了,他们在这边制宪,那边还有南方革命党在“扯后腿”呢!想想后来国民党“党国”时期,“军政、训政”,动不动大开杀戒,从肉体上清除异己,那简直糟糕得多了。 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后,到1923年10月10日,靠贿选登上总统宝座的直系首领曹锟,主持公布了“曹锟宪法”(又称“双十宪法”)。从宪法文本上说,“曹锟宪法”是相当不错的,制宪程序也可称合法。可最大的遗憾是,时局日趋纷乱,此时的“宪法”不再具备实施的可能性了,它只好成为一纸具文。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旧体制时,无论革命党还是立宪派,基本上遵循的是西方英美两国的经验,“制宪建国”路线相对温和。而孙中山推动的国民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革命”。 到1926年左右,由于北洋系政府一直无法确立宪法,缺乏有效的国家管理机制,尤其没有建立起统一指挥的国家军队——这是必然的,因晚清成型的北洋新军,本身就有私家军队性质——也找不到新的组织动员机制,结果就被组织更有力、动员更广泛的南方革命派打垮了。 1928年年底,张学良奉系东三省宣布“易帜”,国民革命政权一统天下,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由此建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