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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政府 强势作为 因断言“历史的终结”而闻名国际的美籍日裔政治学学者福山，近年来提出过一个“国家构建”理论。其理论出发点，是西方早在16~18世纪之间已先后完成的国家“构建”（structure），在此基础上，他才能大谈国家“建设”（building）。 北洋时期的中华民国，同样分为“构建”和“建设”两段，问题是“构建”过程（也就是制宪过程）一直没做好，“建设”过程则相当短暂。以宋教仁案为转折，以袁世凯去世为标志，北洋政府虽然试图“建设”国家，采取的却是老办法、旧形式，缺乏相应的社会动员力和公信力，宪法又长时间未能底定，反而是自身的生存爆发了危机。 中国的传统历史叙事，历来是“成王败寇”，但我个人认为，北洋政府虽以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告终，我们却不妨再一次强调，它所管治的短短十数年，仍然称得上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白银时代”。 理由之一，已如前述，民初十年乃至整个北洋时期，尽管有袁世凯、张勋复辟之类的不和谐插曲，制宪仍是时代的主流和中心任务。当政者试图获得人民认同，确立中央政府权威，统一社会，向正常国家转变。这种持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政治上的努力，在中华民国其他阶段，哪里可以见到？ 理由之二，北洋时期，尤其是袁世凯执政那几年，国家能力很弱，经济民生百废待举，中央财政却捉襟见肘，各地特别是南方革命政权截留了相当一部分税源，政府不得不接受苛刻条件举外债度日。但它依然竭力稳固外敌环伺的广袤边疆，破除英俄日列强对新疆、外蒙古、西藏及东北的觊觎企图，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做得真是非常不错。 理由之三，尽管国力羸弱，对外关系却屡有进展，顾维钧等人贡献尤大，比如北洋修约即颇见成效。以前我们从“革命史观”出发，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大意义，刻意忽视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修约”事宜的积极一面。北洋政府还决策参加一战并成为战胜国，提高了国际地位，虽然被迫与日本谈判“二十一条”历来为人诟病，但最终签订的中日《民四条约》，仍然是经过艰苦的外交交涉的结果。 理由之四，作为一个正常国家，对内追求法治，除了制宪尝试，还延续了晚清新政改革的积极因素，继承了晚清法学专家沈家本所主持（杨度亦曾参与）订立的刑律、民商法等，还新颁布了一系列涉及经济、贸易和工业方面的现代法律，大大有利于民初的经济发展。一战期间，中国民营企业获得较大成长空间，在当时现实条件下，国内工商业水平，可算有长足进步了。人们经常提到的民国经济“黄金十年”（1928~1937年），按时段算属于“国民党中国”，但这不能全归为国民党政权的功劳，很大程度上它是得益于北洋时期奠定的社会与法制基础。 理由之五，北洋时期的解除党禁、民主选举、教育自主、言论开放、信仰自由等“国策”不容抹杀，社会与文化的变革之速度与多元发展之程度，要远远高于日后。那时候，西装革履长衫马褂并行，中西古今融合交汇，相对来说，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知识分子及一般文化人地位较高的时期，催生了一批文化学术上的大师。 制度转型 消弭“革命” 我一直认为，百年以来，以政权管治模式论，有“三个半中国”：第一个是北洋时期的中华民国，它是一个“军绅政权”，不断尝试制宪，却又遭遇复辟和革命的两面夹击；第二个是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从形式上的股份制到一股独大的“党国”；第三个是共产党的人民共和国前30年，开始也是采取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协商合作制；至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面临两岸政治博弈与对话的紧迫现实议题，一切仍在进行中。 前面我们集中探讨了北洋时期的第一个“中国”。以“革命史观”为历史立论的学者，习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总结说：辛亥革命之所以归于失败，是因为立宪派革命精神不够。我认为恰恰相反，立宪派不是革命精神不够，他们压根儿就是“反革命”，因为宪法本身就是“反革命”的。 近代中国转型，确实需要一场革命。清末的政治和社会到了溃败混乱的境地，辛亥革命正当其时，这跟西方各国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革命类似。但革命之后，必须通过确立宪法来终止革命，把这个“必要的魔鬼”降服，才不会有各种党派团体一轮又一轮地再以武力来抢夺政权。 正常状态下的社会转型、制度改革，可以把“革命”的威胁消除，如果通吃一切，把所有人的路都堵死了，不是逼着人造反吗？这时候的“革命”，就有其正当性了。哪个社会没有政治矛盾，没有经济利益之争？必须通过一套程序及相应的制度调整，作为一个减压阀来为各方利益谈判提供空间。清朝末年新政改革的迟缓，北洋政府后期制宪尝试的失利，无形中就是在培养革命军。所以梁启超说过：晚清政府是制造革命的最大兵工厂。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里感叹的，武昌首义之后，地方上还是原来的老爷们在掌权，哪有什么革命新气象？他笔下反映的是小历史，固然是当年的真实写照，民国肇始时各地确实大都是立宪派当家做主。但这并非事情的全貌，只是阿Q这样的基层民众的认知。 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毕竟有了“民国”、有了“共和”这个名分后，社会才会慢慢转变，逐渐累积，才能做到名实相符。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法学院教授，有《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寻找现代中国：穿越法政与历史的对谈》等多种专著面世，即将出版新作《中国制宪史1840—1949》。本文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根据访谈记录整理，经作者审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