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04年，救世主托勒密一世（Ptolemy I Soter，公元前304-前283年在位）在埃及称王，建立了托勒密王朝。之后，他与后继的托勒密二世。费拉德尔普斯（PtolemyIIPhiladelphus，公元前285-前246年在位）对埃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建立了既体现希腊特征、又独具埃及特色的经济体系。对于这种经济体系，我们既可把它视为古希腊经济制度的延续，又可把它看作法老时期埃及经济制度的发展，还可把它当成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的成果。因此，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对进一步深入理解古希腊、古埃及以及希腊化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有重要作用。
    由于学科、领域交叉和资料匮乏等原因，相比古希腊史、古罗马史或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西方学界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其研究历程至今也不过一百多年历史。然而，就在这一百多年里，它见证了世界古代经济史研究大潮的起起伏伏，其自身的发展也可圈可点，且对当下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可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对这一研究领域了解不多，因此，笔者欲在考察西方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做一简单梳理。[1]
    一、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西方古典学界素有写古希腊通史的传统，以至于某个学者写一部《希腊史》并不新奇，然而德国历史学家贝洛赫（K.J.Beloch，1854-1929年）在19世纪末期出版的《希腊史》却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这并不是因为贝洛赫在书中的独到见解，而是因为他写作观念的创新。他写《希腊史》上迄克里特一迈锡尼文明，下迄公元前217年，并计划一直写到苏拉统治时期。这在时间上突破了西方传统希腊史观，把希腊史的叙述范围扩展到了几乎整个希腊化时代。[2]同时，他花费了大量笔墨来叙述经济方面的历史，仅描述希腊化经济的内容就占到了近半卷的篇幅。这是以前的《希腊史》著作完全忽视的，因而被古奇（G.P.Gooch，1873-1968年）视为书中最有创见的部分。[3]通过这部《希腊史》，贝洛赫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喀罗尼亚战役不但不是希腊史的结束，反而是它的极盛时期。经济史从前一直没人理会，这时也应取得它应有的地位。”[4]
    这种观念在19世纪中期以前无疑是颠覆性的，但在当时却只能算是顺应时代的产物。众所周知，在19世纪中后期，德洛伊森（J.G.Droysen，1808-1884年）开创了“希腊化时代”的学术领域研究。[5]差不多同一时期，“经济史”作一个独立的史学分支也在德国产生和成熟起来。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学者都开始逐渐认识到研究希腊化时代历史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把目光投到经济史领域。这是一个启蒙时代，它不仅促使许多像贝洛赫那样的希腊史家改变了对传统希腊史学的看法，还引导许多学者开始了对希腊化经济史的探索。相应地，作为希腊化经济史重要分支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也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界已有一批学者开始涉足托勒密埃及经济史领域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法国学者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年）的《托勒密埃及的财政》、德国学者莱勒（Theodon Reil，1889-？）的《希腊化时代埃及工业知识论》、列克勒克（A.B.Leclercq，1842-1923年）的《拉格德史》、俄国学者哈瓦斯托夫（M.M.XBOCTOB）的《希腊罗马时期埃及的纺织业》、俄裔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tzeff，1870-1952年）的《公元前3世纪埃及大地产》等。[6]此外，一些研究希腊化史的学者也在其著作中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有一定涉及，例如塔恩（W.W.Tam，1869-1957年）就在其《希腊化文明》一书中广泛探讨了托勒密埃及的经济模式、税收、农业生产、专卖制度、商品销售等内容。[7]这一系列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领域的诞生。
    在这些早期涉足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当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罗斯托夫采夫，他精于考古，著述颇丰，为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积累了大量原始史料和研究资料，奠定了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基础。[8]罗斯托夫采夫具有极好的考古学素养。早在大学期间，他便和哲别列夫、斯米尔诺夫等人组成一个学术小组，研习古代文物。1895年，他在西欧访学期间，曾广泛考察古典文明的遗迹，在考古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他能够娴熟运用第一手的考古材料进行写作，从一定程度上说，其著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对于刚刚起步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罗斯托夫采夫还是一个多产的学者。他一生涉猎广泛，著作等身。在研究希腊化史时，他尤为关注经济史，其在1935年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时发表的名为《希腊化世界及其经济发展》的就职报告就一度产生了很大影响。[9]而在研究希腊化经济史时，他又尤为关注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他陆续发表了关于希腊化经济史的论文22篇，其中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专论就占了15篇之多。[10]在当时史料极为匮乏的学术环境下，仅就论文数量而言，其他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学者未有望其项背者。这些质、数皆优的论文加上之前提及的那本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专著足以奠定他在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罗斯托夫采夫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贡献还在于，他在希腊化社会经济背景下第一次全景式勾勒了托勒密埃及经济全貌，而且第一次运用古代经济史理论对托勒密埃及经济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他将“古史现代化”的研究方法引入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对该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41年，罗斯托夫采夫的煌煌巨著《希腊化社会经济史》问世，[11]该书正文两卷、注释一卷，厚达1779页，历时15年完成，集合了罗斯托夫采夫在这一领域数十年的学术思想、考古和研究成果，代表着当时希腊化经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作为希腊化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托勒密埃及经济史自然是罗斯托夫采夫的研究重点，他花费大量篇幅深入而细致地研究了托勒密埃及的经济情况，内容涉及经济改革、自然资源开发情况、商业、货币、银行以及土地制度、税收制度、专卖制度等，将一幅生动的托勒密埃及经济画面展现在了世人面前。时至今日，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仍是许多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在研究方法上，这位极具天赋的历史学家是“古史现代化”的狂热推崇者，他把托勒密埃及商业贸易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货币流通、产品生产和销售看作资本主义资本运作；把专卖制度视为垄断资本主义；把托勒密王朝国王的敛财行为看成资本家追逐利润，这些都给当时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深深地打上了“古史现代化”的烙印。无疑，在今人看来，“古史现代化”存在诸多弊端，早已被学者抛弃，但在当时，这种研究方法却盛极一时，以德国学者迈耶尔（Edward Meyer，1855-1930年）和俄裔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为代表的“古史现代派”几乎主导了20世纪上半期的古代经济史研究，而罗斯托夫采夫将这种研究方法引入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则意味着，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被融入到了当时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大潮之中，成为了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在20世纪上半期，罗斯托夫采夫主导了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其对早期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由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功绩，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获得了较大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影响，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被渲染上浓重的“古史现代化”色彩，又为其在“芬利时代”[12]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二、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衰落与复兴
    “古史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循环论，它完全忽视了古代与现代之间的巨大差异，而只注意社会现象的类似，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从50年代开始，随着这种理论的缺陷逐渐暴露㈩来，以芬利（M.I.Finley，1912-1986年）为代表的“原始派”对“古史现代派”进行了尖锐批判。[13]罗斯托夫采夫成为众矢之的，希腊化经济史研究也受到冲击。一方面，后来的学者对希腊化经济史任何领域，尤其是托勒密埃及经济史领域的研究都必须面对罗斯托夫采夫“古史现代化”的论著，而正如戴维斯（J.K.Davies）所说：“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遗产，在极端不同的学术氛围中继承罗斯托夫采夫的研究将是一项巨大挑战。”[14]另一方面，“原始派”强调古代经济的封闭性，并不承认不同区域、文化间的经济联系，因此对希腊化经济史本身并不认可。
    1973年，芬利出版了其代表作《古代经济》。该书中，芬利构建了一个替代“古史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新经济模式，[15]并大胆地将这一模式应用于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500年的整个希腊罗马经济史，然而对于希腊化经济，芬利却几乎一笔带过：
    希腊化时期的界定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但在古代经济研究中形成了严重的误解，因为这三百年间存在着两个根本不同的希腊社会：一个是古希腊世界--包括希腊及其周边地区，它们尽管在政治文化上发生了变化，但由于一些特殊因素，经济却没有变；另一个是被并入古希腊世界的新东方区一一包括小亚细亚、波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体系并没有被马其顿征服者、随之而来的希腊移民、甚至更晚来到的罗马人改变，因而并没有“希腊化经济”一说。[16]
    自此，希腊化经济被完全排斥在“芬利模式”之外，几乎无人问津。许多研究古代经济的史家都回避了敏感的希腊化时期，专注于研究其他时期的社会经济。致力于希腊化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大都默默无闻，鲜有作品发表。
    在这种大环境下，学者们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极少，我们几乎找不到关于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专著，只有关于希腊化世界或托勒密王朝的通史性著作才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领域略有涉及。在这类著作中，影响较大的著作有纸草学家弗雷泽的《托勒密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3卷本）和希腊化史家沃尔班克的《希腊化世界》。[17]前者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贡献在于他细致分析了亚历山大里亚的贸易情况，而贸易又广泛涉及市场、货币、专制品生产与销售、王室贸易、关税等，据此，托勒密埃及的经济情况可窥一斑。此外，弗雷泽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创见之处在于，他能够以小见大，通过一个城市的视角去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这对我们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很有启发。在当前学术环境下，将城市史与经济史结合进行综合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有新的认识和突破。沃尔班克的《希腊化世界》在材料组织上类似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希腊化社会经济史》，都是以政治史开篇，然后按国家对希腊化世界各个区域进行分章细述。对于托勒密经济，他将之与托勒密埃及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联系起来综合分析。较之于罗斯托夫采夫的分析方法，沃尔班克的这种分析方法更利于进一步理解托勒密经济制度或现象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虽然相比“罗斯托夫采夫时代”，“芬利时代”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有所衰落，但总体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在缓慢发展。一方面，对希腊化时期遗迹的考古发掘活动仍在继续，纸草学、碑铭学、钱币学、埃及学等辅助或相关学科仍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相比“罗斯托夫采夫”时期，这一时期的原始资料积累更为丰富。另一方面，由于“芬利时代”对古史现代派的批判，一些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学者逐渐摆脱了罗斯托夫采夫史学思想的束缚，开始寻求新的研究方法，而“芬利模式”对希腊化经济的排斥又使他们远离了原始派的理论体系，这不仅避免了“芬利模式”的局限，还拓展了研究者的思路，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更新、更科学的研究方法。
    进入90年代，“芬利模式”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它既不能在细节上对古代经济中诸如信贷、营销等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也没有在总体上对古希腊罗马世界，尤其是希腊化时期经济活动的范围和成熟程度做出正确评价，因而遭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质疑。1998年，在芬利的《古代经济》出版25周年之际，古代经济史学者在斯坦福召开大会，集中讨论了“芬利模式”的种种弊端。大会基本否定了“芬利模式”，指出古代东方（这里主要指西亚、埃及等）经济远比传统智慧所能想象到的更加复杂和变化多端，因此需要学者们进行许多芬利没有做过的尝试。由此，希腊化经济史研究进入了“后芬利时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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