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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芬利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学者们对“芬利模式”的批判和反思。而在这种批判和反思过程中，被“芬利模式”列为禁区的希腊化经济史又重新进入了古代经济史学者们的视野，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也相应地重新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于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量关于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又开始繁荣起来。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说，我们正受益于这种繁荣带来的丰硕成果。相比之前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成果，这些新出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著作方法更为科学、视角更为独特、视野更为广阔、分析更为细致，是我们深入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的重要文献参考，这里列举几部较有代表性的专著。 曼宁（J.G.Manning）的《托勒密埃及的土地与权力：公元前332年到公元前30年间的土地所有权结构》深入探讨了托勒密埃及的土地所有权问题。[19]他从宏观经济背景介绍和地方个案研究两个层面人手，通过广泛而细致地研究从底比斯和法雍最新出土的纸草文献，指出不同文化背景造成了托勒密埃及南北两地土地所有权的差异，而在对土地所有权的类型与性质界定上，他又进一步指出，托勒密埃及的土地所有权结构是古埃及旧有的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延续，以此为基础，托勒密埃及统治者对土地所有制结构又进行了希腊式改造，如军田制的引入和推广等。曼宁还发现，尽管托勒密埃及希望建立全国统一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但整个托勒密时期的埃及土地所有权制度地方性差异仍然十分明显，究其原因，是埃及强大的本土祭司集团与其马其顿统治者抗争的结果。虽然仅从底比斯和法雍两地抽样分析整个托勒密埃及的土地所有权结构未免以偏概全，但这种对比研究的方法更利于突出托勒密埃及特有的南北经济制度差异，这对于我们研究托勒密埃及经济史其他经济制度也有借鉴意义。 雷登（S.V.Reden）的《托勒密埃及的货币：从马其顿人征服到公元前3世纪末》对托勒密埃及经济货币化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研究。[20]该书分别研究了货币经济对托勒密埃及城市和乡村的影响，系统研究了货币在埃及地区的税收、租金、工资、信贷、劳动合同、银行、商业中的作用，并梳理了以货币为纽带的各经济利益方（借贷者与贷款者、包税商与纳税人、商品买卖双方等）之间的联系，进而又强调了托勒密埃及货币体系对整个托勒密经济兴衰的巨大影响。该书以货币为中心，研究触角伸向托勒密经济工、农、商、税等各个领域，在研究方法上是典型的以小见大，且其视角独特、研究面广、分析细致透彻，是难得的佳作。 穆勒（K.Mueller）的《托勒密王朝定居点：希腊化世界的城市和新定居点的建立》以埃及地区的定居点为中心进行研究，因为在作者看来，希腊化时期的移民对埃及的影响要远胜于托勒密埃及统治的其他属地。[21]而对于这种影响，作者将其纳入区域体系和城市体系之中作了系统描述。最终，通过对托勒密埃及各地定居点的分析，作者清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托勒密埃及定居点是托勒密王朝经济繁荣、财政盈余的工具和核心所在。显然，限于所获各地区的研究材料数量不一，作者在叙述中难免会对希腊人定居点较多的地区，尤其是法雍地区有所侧重，而对其他一些希腊人定居点较少的地区，如底比斯及其以南地区一笔带过，但如果我们将之放在作者构建的区域体系和城市体系内进行宏观把握，辅之以作者进行的横向和纵向研究，这种材料上的缺陷就得到了有效弥补。 三、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发展的趋势与前景 近十几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举办的希腊化经济史会议召开之后，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在新近出版的《剑桥希腊罗马经济史》中，涉及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篇幅。[22]剑桥和布莱克威尔各自新出的《希腊化时代研究指南》也有相关专家表现出了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重视。[23]编新《剑桥古代史》在叙述希腊化史时也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的内容有所关注。[24]这些都充分说明，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已逐渐由一个不起眼的研究领域日益发展成为世界古代经济史领域和希腊化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日新月异的新时期，该领域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和特点，这些趋势和特点无不向我们昭示，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正经历着一个繁荣时代。 1.研究者专业化的趋势明显。在过去，凡涉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者要么是希腊化史家、古埃及史家，要么是古代经济史学家或纸草学家，他们涉足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大多是研究领域延伸的结果，或单纯的一时兴趣所致。而现在，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学术研究方向的细化，加之诸如“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与社会”等系列丛书项目的推[25]动，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独立分支领域，也逐渐有一批学者将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视为安身立命、长期专注的研究方向。如此，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必将日益常态化，研究成果更新速度也将更快，研究内容也将进一步细化。 2.在文献史料整理方面，纸草文献的编辑整理也日益精细化。[26]一方面，学者们对一些旧有纸草文献史料集进行了重新修订和扩编，另一方面，在编排方面更系统化的新史料集也陆续出版。对于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学者来说，西方一些学者通过收集、翻泽部分希腊语纸草文献整理出版的一些英文史料集可供研究者使用，其中尤以奥斯丁（M.M.Austin，1943-）编译的《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征服的希腊化世界：古代史料选译》较为常用。[27]该书收录了博物馆藏的300多篇纸草文献，其中关于托勒密埃及的文献有73篇之多，涉及农业生产、金矿开采、牲畜养殖、产品运输、油料专卖、市场监管、货币结算、政府开支、官员职能、税收法令等大量托勒密经济的内容，同时编者对每篇文献都作有说明和注释，并罗列了一些相关研究著作以供扩展阅读。此外，该书还配有年表、地图、钱币插图，是诸多史料集中最全面、实用的一本。巴格诺尔（R.S.Bagnall，1947-）和德罗（Peter Derow，1944-2006年）编译的《希腊化时代：历史资料选译》也是一本不错的史料集。[28]该书是在1981年版的《希腊历史文献：希腊化时代》基础上修订扩编而成，[29]它不仅增补了许多新文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考古的最新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收录关于托勒密埃及的文献占到了全书收录文献总数一半以上，并分成行政体系、皇室经济、军队警察、司法体系四个章节介绍，内容集中，分类细致，非常好用。伯斯坦（S.M.Burstein）编译的《从伊普索斯战役到克娄巴特拉之死的希腊化时代》所收关于托勒密埃及经济的纸草文献相对较少，只有寥寥数篇，但这些文献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也很有价值。[30] 此外，西方纸草学家还修订整理出版了一些希腊语纸草文献的英文注疏本。例如，对于十分著名的《托勒密二世税收法律》，美国那布出版社（Nabu Press）组织学者对其进行了修订和再版，[31]又如穆斯（B.P.Muhs，1965-）根据底比斯的最新考古成果编辑出版的《托勒密埃及早期底比斯的税收收据、纳税人和税收》等。[32]较之于英译本，这类文献需要研究者具备一定的希腊语和纸草学知识。而较之于早期的英文注疏本，这些新书史料编排更为合理、注释更为细致，因此阅读难度有所降低，甚至只须略懂希腊语、稍具纸草学基础即可阅读，这就大大促进了此类文献的普及。 3.新时期的研究方法也有所突破，学者们日益转向跨领域、跨学科交叉研究。在这一点上，阿奇博尔德（Z.H.Archibald）等人主编的《希腊化经济》为学者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33]该书就希腊化经济问题集中展示了古代经济史、考古学、碑铭学、纸草学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而细化到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学者们更重视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之间的综合研究，强调各领域间的交叉联系。宾根的《希腊化埃及：专制，社会，经济，文化》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34]自新史学诞生以来，跨学科交叉研究现已深人人心，而新经济史发展至比较历史分析的新阶段，也日益重视经济事件背后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背景，强调任何经济制度的演进都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35]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研究趋势也是新史学与新经济史学融合的自然结果。 随着国外托勒密经济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也日益受到国内学者们的重视。[36]同西方学界一样，国内最先关注这一领域的也是专注于希腊化史和埃及史研究的学者。杨巨平教授则意识到了埃及纸草文献对托勒密埃及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巨大作用。[37]埃及史专家颜海英教授对托勒密埃及奴隶制度进行了细致分析。在其《托勒密时期埃及奴隶制评析》一文中，颜海英教授运用了大量原始纸草文献对托勒密埃及奴隶制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其主旨在于强调托勒密时期埃及奴隶制发展的缓慢性和特殊性，而这种缓慢性和特殊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托勒密埃及的统治并没有削弱埃及原有的经济制度，它在接受埃及专制政体的同时，也逐渐适应了其经济体制。[38]郭子林是国内第一位专注于托勒密埃及史研究的学者，虽然其研究方向侧重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但他对托勒密埃及经济史也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他的《从托勒密埃及国王的经济管理透视专制王权》虽然旨在强调托勒密国王的专制王权，但他通过国王对托勒密埃及农业、产业、贸易、银行、税务的管理揭露了国王拥有经济大权的宗教原因，即他们被埃及民众看作法老的继承人和神之子。[39]郭子林的另一篇文章《古埃及托勒密埃及对法雍地区的农业开发》则对法雍地区的农业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系统分析了托勒密埃及统治者开发法雍地区的原因、措施和影响，指出了法雍地区的农业在托勒密埃及经济中的重要地位。[40]这些成果充分表明，国内已初具进行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的条件。 近年来，国内世界古代史研究条件有了极大改善。许多高校都相继引入了洛布丛书、牛津古典文献和一些纸草文献史料集；部分高校也开设了古希腊语、古罗马语、古埃及语等世界古代语言课程；许多机构也陆续组织学者翻译出版了一系列西方著名学者的研究著作。国内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起步的，这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为该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相比西方学界，国内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有着更高的起点，学者们能充分利用西方学界一百多年的研究成果，运用更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当前，国内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正处于从无到有的起步阶段，还有许多历史空白等待填补，这也意味着，国内研究者将有着更广阔的施展空间，而随着学者们对这一领域研究的不断进入，我相信，国内的托勒密埃及经济史研究也必将前景广阔。 （作者陈恒，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邮编：200234） 注释： [1]由于资料和语言限制，本文主要对西方以英文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考察。 [2]19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学家（近代意义而言）写古希腊史，一般只写到亚历山大东征或最多写到公元前146年罗马人毁灭希腊之科林斯从而在希腊确立统治为止。参见陈恒：《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3]参见古奇：《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耿淡如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81页。 [4]转引白汤普森：《历史著作中》（下），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85页。 [5]参见J. G. Droysen, 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 Hamburg,1878。德洛伊森24岁时就已经沉醉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光辉事业，在1833年出版了《亚历山大大帝传》。1836年，他又在汉堡出版了《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一书并在书中首先赋予了“Hellenism”一同以新意，即“古希腊政治、教育制度在东方民族中的扩散”。以后的学术界就采用了这个术语--“希腊化”。1843年，他又出版了《希腊政治制度形成史》。在他看来，没有任何重要的时期像他称为“希腊化时代”的时代受到这样的忽视。1877-1878年间，他在对三本著作进行了仔细修订之后合并为一部出版，取名为《希腊化史》。至此，他完全奠定了希腊化时代历史的研究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