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几代学者30余年的艰辛努力，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众多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为主体，并有其他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学者共同参与撰著的大型《中华民国史》，终于在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全部出版了，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大学术盛事。该著总计12卷，16册，洋洋近800万言，是迄今为止字数最多、分量最重的中华民国史著作，加上同时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全8册)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全12册)，合计字数多达2100万，无疑是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
    皇皇12卷本《中华民国史》从1981年出版第1卷，到2011年12卷全部一次性出齐，整整历时30年。前后各卷的重点研究内容以及学术观点的演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30年来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研究民国史的发展与深化历程。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值得充分肯定。但无庸讳言，当时的研究视野较为单一，主要是在“革命史”框架内展开的历史述事，档案史料的引用不够丰富，尤其是海外史料的运用较少，学术观点也存在某些偏颇之处。当时的民国史研究，同样也无可避免地存在着类似的缺陷，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历史结果，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大陆近30年来的民国史研究，已在许多方面获得了迅速发展，其中不少内容透过《中华民国史》即可显而易见。例如国共关系史是民国史研究中不能不涉及的重要内容，以往虽然论著较多，但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不仅缺乏学术深度，而且评价不够全面客观，明显受到意识形态的响。近10余年间民国史研究中的这种现象开始有所改变，对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的探讨均日益细化，评价也日趋公允。《中华民国史》对于国共关系的考察和评价，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广泛利用各种新资料，结合学界研究的新见解，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正如汪朝光先生所言：该著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一方面充分肯定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肯定两党面对强敌入侵、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能够毅然抛弃前嫌而携手合作，由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尤其是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许多内外政策对于坚持抗战的意义，并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抗日战场发挥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是放不下垄断政治的私心与架子，对共产党还是有疑虑有担心，从而对共产党的发展有限制甚至有武力遏制，这又不利于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类似的新认识，显然更加客观平实，也更符合历史实际。
    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和评价，近些年来大陆史学界也充分利用新史料进行了新探讨，提出了若干新见解。该著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这些新成果，对蒋介石做出的评价较诸以往也更为全面和客观，既肯定其当肯定之处，也否定其当否定之所为，从而改变了过往单一否定蒋介石复杂言行的片面趋向，显示了民国史研究日趋全面平实的新特点。
    上述大陆民国史研究中的这些变化，已经引起了海外以及台湾学术界的关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的《百年辛亥革命两岸寻历史共识》一文中，援引了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研究员所说的如下一段话：《中华民国史》不乏具有重大转变的历史解释，如对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比较肯定，特别是蒋介石在对日抗战时于国家建构上的成就，而非全盘否定。同时，开始肯定对日抗战的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军队打的，“这对两岸历史和解作了一个很大的突破”。
    除此之外，《中华民国史》连同《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还具有以下突出的特点。第一，内容全面丰富，建立了较完整的民国史研究系统，包括史、论、传、事，可以说民国史上的主要问题、重要人物、大事要事，基本上均已涵盖其中。第二，具有较高学术深度与学术水平，具体表现为论述比较深入，对民国史上的重要问题、事件和人物，都有比较深入的探讨；对若干重要个案的考察与分析，也较为透彻。第三，评价较为平实客观，尽量做到依据史实对人物、事件给予全面的客观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片面单一评价的缺陷。第四，史料利用比较全面丰富，尽可能运用所能搜集到的各种历史资料，突破了过往民国史研究对于史料利用的不足，包括档案、文献、报刊、回忆录等，其中不乏难以找寻的珍稀文献资料，以及现藏于中国台湾地区和国外各档案馆图书馆的史料，近年来新开放的史料如《蒋介石日记》等。
    《中华民国史》的出版，对于民国史分支学科的发展与成熟，也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中华民国史》的撰著与出版长达30年，而且参加该书写作的学者为数众多，各位作者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认识有所不同，受客观与主观各种因素的制约，难免留下时代的印痕，也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诸如研究对象主要局限在当年统治政权的政治、军事、外交层面，而于经济层面有所欠缺，思想、文化、社会层面则基本未涉及。”①
    应该承认，中国大陆的民国史研究从无到有，现今虽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已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中颇具活力、成果丰硕的分支学科，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民国史毕竟还是属于历史学中较为年轻的分支学科，仍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存在着诸多有待深入探讨的领域与问题，包括继续发掘与运用更加丰富的历史资料，进一步扩大民国史研究的领域与范围，并对民国史研究的各个重要问题提出新的学术见解，加强与海外民国史研究者的交流对话等。
    在民国史研究中，迄今还有不少缺乏深入研究的领域或是探讨不足的课题，需要努力挖掘相关史料，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考察与分析。
    例如近20余年间，在社会发展现实需求的强烈呼唤之下，学术界对近代中外社会转型与变迁的研究日益重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似乎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同旨趣。分析现有成果及研究的发展趋势不难看出，从社会群体考察社会变迁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也称得上是一个别具特色的研究视角。史学界虽然较早已开始透过社会群体考察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但在研究方法、视野等方面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缺陷。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侧重于政治史的单一研究范式，对工人、农民等下层民众政治反抗斗争的笼统性论述较多，对上层官僚群体的研究则多限于揭露其腐朽和反动的一面，论述的具体内容也大都是官僚群体如何对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进行残酷镇压，很少结合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与分析，也难以揭示上层官僚群体和下层民众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全貌。即使是以往重视下层劳动人民研究，但也仍有不少下层社会群体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存在着许多研究空白或薄弱环节。另还有不少重要的社会群体长期受到忽视，如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促成了包括律师、医师、会计师、工程师、审计师、教师、记者在内的其他许多新社会群体的诞生。这些新群体大多属于社会中间层，在推动近代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与变迁过程中，同样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对此予以认真探讨当可更加深入地了解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特点，也可填补过去史学研究中的一些空白或是弥补某些薄弱环节，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此外，民国乡村经济史的研究也有待加强。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史研究即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只是其关注点主要围绕乡村社会与文化等层面，在经济方面的探讨略嫌不足。1949年以后，学术界在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中，也主要是重点考察土地占有关系和农民生活贫困化等问题，研究视野仍较为狭窄。1990年代以降，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和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越来越引人瞩目。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三农”问题的提出，史学界更以极大的学术热情与强烈的现实关怀充分发挥史学的参与功能，投入到对“三农”问题源头的探讨之中，分析历史，吸取其中蕴含的智慧，以期帮助人们认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从而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就现有成果而言，无论在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上，对民国乡村经济史的研究都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主要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较多薄弱环节。为了将该领域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今后需要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争取新的突破。首先，在重视农业史研究的同时，应加强对乡村手工业史的分析，因为在促进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和手工业的演变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次，经济问题本身是由多方面因素组合而成，探讨民国乡村经济史还应该注意将整体研究与分类研究，区域研究、部门研究与行业研究结合起来；再次，经济发展也并非单一现象，而是受到更宽广的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因而在关注农村经济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结合对近代农村政治、思想、文化以及诸多社会问题进行考察。总而言之，民国乡村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尚有赖于更多的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做出艰辛的努力。
    ①《中华民国史》第1卷上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出版前言”，第4页。
    民国史研究的整体深化与创新，还需要关照与借鉴国际史学界的一些最新发展趋向。例如近年来崛起的新政治史，并非传统政治史的复兴，而是受西方新史学思潮的影响，采用新的研究范式、新的研究视野、新的研究方法对政治史的一种新探讨，称得上是政治史研究的一种新突破。政治文化史的兴起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在这方面，有不少题材广泛、视角新颖的成果。如关于社会心态和集体记忆，有对黄帝神话与晚清国族建构的研究，还有通过岳飞庙对公共记忆之断裂与接续的探讨；关于空间和建筑，有对近代成都街头公共空间和地方政治的研究，对黄花岗公园和广州革命烈士陵园的比较分析；关于节日和仪式，有对北京政府时期“双十节”活动的考察，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总理纪念周”的研究；关于身体和服饰，有对近代中国之身体形成的研究，对中山装与国家权力之关系的考察；关于文本和影像，有对清末广东乡土教材中国家话语的考察，对北伐时期漫画与民众动员之关系的研究等。①
    新经济史的兴起也是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在理论和方法上出现突破，进而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研究者在吸收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也积极借鉴人类学、人口学、地理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使经济史研究产生新的生长点，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角度方面作出了不少尝试。举凡生产技术变革、企业制度更新、企业文化创立、企业集团形成、价格结构演化、价格周期波动、消费结构调整、市场需求变动、城乡经济互动、经济政策更新、市场组织变迁、经济社团演化、海关制度更替等以往研究薄弱的领域，都相继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并问世一批较有质量的成果。同时，还注重中国经济学史的本土化，在人与自然、经济与文化等新领域也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新成果。②
    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不仅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而且也是中国传统经济史学走向新史学过程中的突出特征。有学者强调中国经济史研究要实现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目标，需要开展的工作虽然很多，但首先是从区域史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区域角度的研究，不应当仅仅视作个别的、微观的研究，因为史学研究并无绝对的宏观与微观之分，更无高下之别，重要的是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③随着新经济史的发展，“经济—社会史”也日益成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
    新文化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十分令人瞩目。自从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消退之后，文化史研究一度陷于沉寂，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再度使文化史研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新文化史的特点是将过去许多被忽略的问题，包括民间社会大众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许多新的研究主题，均纳入其研究范围，实现对传统精英文化史研究的超越。简言之，注重研究社会文化史和大众文化史是新文化史最重要的特征。除此之外，书籍史、阅读史也可谓新文化史中的重要研究内容。
    ①李里峰：《新政治史的视野与方法》，《福建论坛》2009年第6期。
    ②戴一峰：《论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生长点》，《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③行龙：《经济史与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社会文化史是对“文化现象的社会考察或探究”或“社会生活的文化提炼或抽象”，无论是“社会的文化史”还是“文化的社会史”研究取向，都是对“全社会各阶层文化的整体性研究”。①其重点是下层社会文化史，并且注重史学的“文学性”即讲故事性的述事。大众文化史则“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地方宗教、民间风俗、节日庆典、社会组织及其与人民生活的关系的一个新角度，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地方精英和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甚至揭示更广阔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对它的研究不仅具有历史学、而且具有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②作为新文化史的社会文化史和大众文化史研究，都注重从“宏大述事”转向注重普通民众，强调日常生活、微观历史的探讨。
    新社会史的特点在某些方面与新文化史存在着相似之处。近30年来，从最初社会史的复兴，到区域社会史的兴起，再到新社会史的兴盛，反映了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此外，历史人类学研究在近10年间也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成果。新社会史强调社会史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总体史”，应全面探讨各种社会现象；同时还强调“眼光向下”，探讨日常和下层，社会生态史(或称环境社会史)、医学社会史也是新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其研究方法也趋于多样化，包括传统史学方法的现代化，西方史学方法的本土化，交叉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有学者指出，所谓“新社会史”，既不是一个范式转换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分类范围的概念，而应是与本土语境相契合的中层理论的建构范畴，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③另有学者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变化实现了历史学的三大转变，即从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了重大的社会问题。④
    新世纪的最初10年，应该说是包括民国史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推陈出新的转折过渡时期，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成果，但为数并不多，相信今后这方面的新成果会进一步增加，从而推动民国史研究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