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中国史学界“把中国广大国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历来成为风气。”[1]然而，2 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逐渐将研究的焦点从 过去的“整体研究”转到地方史的研究上。这些学者在中国地方史的研究中，逐渐淡化 过去中国史研究中强烈的对策性色彩，与费正清一代刻意观照中西碰撞下的宏大事件的 叙事传统不同，形成了与传统的“整体研究”有着很大差异的学术趋向。本文试图对这 一学术趋向作一简要的回顾和总结。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首次扮演了世界性的角色，中国史研究与其它国别史和地区 史研究一样，作为其霸权冷战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官方史”特征。 在这一领域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学术人物。由于当时 美国从事中国史研究的许多学者，或是他的学生，或是受过其学术思想的影响，使得美 国的中国史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基本上是依照他的“冲击-反应”的模式来进行的。 国家范围的政治史、外交史、制度史，以及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研究，成为中国史研究 的主要形式。在这些著述中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芮玛丽（Mary C.Wright）的《中国守旧派的最后一次反抗》（The Last Stand of Chin a‘s Conserva t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列文森的（Joseph R. Levenson）《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China）、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的《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盛宣怀与官督商办》（ 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Sheng Hsuanhuai and Mandarin Enterprise）、 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在当时都非常有影响。 但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学者开始对中国史研究 的这种倾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认为，过去的研究过度地关注了重大的政 治、军事和外交事件；它把中国的变化归之于西方的“冲击”，忽视了中国内部的差异 。这种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是使中国史研究逐渐走出从前简单地将中国视为单一实体进行 “整体研究”的误区，引发了将中国史研究在空间上加以分解的“地方史”研究浪潮。 在这一浪潮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孔飞力（Philip A.Kuhn）在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 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该书 虽说以全国为范围，但研究的空间却是有限的。它集中考察了华南与华中地区的社会基 层组织，并且运用大批地方志的材料与回忆录来分析团练组织和地方社会的关系。[2] 此书出版后的五、六年间，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变，研究的焦点逐渐从 国家范围向下转。最先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省一级的层次上。如：楼兹（Edward J.M. Rhoads）的《中国的共和革命：1895到1913年间的广东省》（China‘s Republican Revo lution:The Case of Kwangtung,1895-1913）、凯普（Robert A.Kapp）的《四川与共和 中国：地方军阀与中央政府，1911-1938》（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Pro vincial Militarism and Central Power,1911-1938）、舍登（Donald Sutton）的《地 方军阀与共和中国：云南军1905-1925年》（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Republic:The Yunnan Army 1905-1925）和周锡瑞（J.W.Esherick）的《中国的改良和 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北》（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1911 Revolutio n in Hunan and Hubei）。 差不多在这同时，以省级以下单位为考察范围的研究也出现了。较为重要的有：贝蒂（ Hilary J.Beattie）的《中国的土地与氏族：明清两代安徽省桐城县的一个研究》（Landand Lineage in China: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Anhwei,in the Ming an d Ch’ing Dynasties）、包德威（David Buck）的《中国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 南的政治和发展》（Urban Change in China,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Sh antung,1890-1949），以及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关于同治时期苏州和罗威廉（Wil liam T.Rowe）关于汉口社会与经济变化的研究等。 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在美国中国史研究的转向过程中，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是 一位最为重要的学术人物。施坚雅的贡献在于突破了地方史研究主要囿于行政区域空间 的局限，提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研究的理论。他于1977年主编出版的《中华帝国晚 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是自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由 综合性研究转向地方性研究过程中的一本最重要的著作。该著可说是地方史研究潮流的 一种反映，所涉内容大部分是某一城市的个案研究。如：F.W.牟复礼（Fritz Mote）关于 14世纪后半期南京城的历史和斯波义信（Shiba Yoshinobu）对宁波及其腹地的探讨。然 而，本书最重要的部分则为施坚雅的五篇论文。这些论文与他的其它一些论著作为一个 整体，可以称之为中国史研究在美国的真正突破。 在这些论著中，施坚雅运用中心地学说的原理进行了关于中国城市史以及城市为中心 的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他通过对19世纪中国区域城市化进程的详细考察，认为“由于中 国各大区域独特的自然地理结构，及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没有哪两个区域的城市体系是想象的。”[3]因此他在力图确定十九世纪中国城市化程 度的同时，引进了区域研究方法，并在大规模经济区域的意义上，将19世纪中国划分为 9个区域，提倡进行打破省份界限的不同区域的研究。在施坚雅看来，中国历史的结构 “是一个由网络相连接的地方史和区域史所组成的层次概念。它们的作用范围体现在人 类相互关系的空间形式之中”，历史学家在分析某些微观进程时应当把微观考察和宏观 透视结合起来，将局部地方史与大型区域史联系起来，而且“只有在一个富有意义的整 体中加以详细阐述，才能揭示出地方史学者研究成果的真正意义。”[4] 总之，施坚雅对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发展和地方 市场结构所做的大量、细致、别开生面的研究，使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提高了在研究经济 社会史时的空间感，注意到了地理条件和空间关系。 受施坚雅跨行政区域研究方法的影响，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出现了跨行政区域多点 研究的新形式。如：黄宗智（P.Chung-chih Huang）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族与乡村发展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 跨越清代史和近代史鸿沟，对长江三角洲600年间的历史进行纵向考察；杜赞奇（Prasen jit Duara）、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和黄宗智从不同的角度对华北农村的社会和 文化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而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 r Uprising）中则围绕与义和团运动有关的几个重要区域进行了集中考察。他认为，义 和团运动具有广泛的世界性意义，但是它归根结底是一次地区性的运动，而且“一个省 份本身地区差异都很大，很难作出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概括”，因此他把“大部分精力都 投在描述山东省内各个地区的特征上面。”[5]同样，萧邦齐（R.Keith Schoppa）对沈定 一的研究主要也是围绕几个明显具有政治意义的场所展开讨论。他认为，历史研究“应 当对空间予以更多的关注”，作为大都市的上海、省会的杭州和乡村的萧山衙前，沈定 一在这三个活动场所其“整个身份序列的结构和含义是随着区域背景的差别而变化的。”[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