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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关于地方史的著述也无不以方志作为重要的史料。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 》中引用了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的十余种县志和村志。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所应用的各种方志有近五十种。穆黛安把省府州县的地方志视作为观察海盗最为丰富的资料。她那本关于华南海盗的著作将诸如广州、香山、顺德、南 海等各种府县志作为重要的史料加以利用，其中还包括《南海县志》所载的朱程万传记 中的一篇完整的论述海盗的文章--《己巳平寇》。穆黛安还大量利用台湾、越南方面 的档案以及一些私家记述，如袁永纶的《靖海氛记》、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的日记和议事录，来补充”官方“资料的不足。 除此之外，口述材料也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周锡瑞将义和团起源的研究建立在历史 文献与口述材料的基础上。在他所应用的资料中，最为主要的是60年代山东大学所做的 调查资料。周锡瑞认为，所有这些新资料，包括新公开的档案和口述历史，使他能够更 详尽地观察义和团兴起地区的地方社会和民间文化。另外，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的发展，1890-1949》（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 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 社会变迁》，以及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有关村级结构的资料大量的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材料--主要是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这一报告主要部分是关于河北和山东六县六村的情况，其中大部分是当时采访农民的记录。 三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总是以”王朝周期循环“观念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他们认为，中 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始终处在王朝循环的”停滞“状态中，整个社会充满”惰性“，唯有等待西方猛力一击，才能沿着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但是，现在许多学者通过地方和区域史的研究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以一种更为动态的观点来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 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过去把中国史的”各种现象 加起来，再加以平均“的做法，只能使人们”对历史现实有一个均匀、单一的理解“，因此要想对中国历史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15]马若孟要求学术界不要将他研究华北的结论随意应用于其他地域，因为中国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往往西北地区出现大饥荒时，华中地区的农 业情况仍相对繁荣，所以只有当其它学者研究了其他地区后，才”可以就中国农民经济 提出一个总的理论。“[16]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研究在萧邦齐的《中国的精英和政治变 化：20世纪初的浙江省》（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中也得到了进一步表明。萧邦齐认为，即使在一个省份之中（如绍兴、宁波、杭州）精英类型也是多样的，他们的专门化、商业化以及政治上的组织化程度都有相当的差异，其最明显的变化在于精英的居住地愈是靠近封闭的、多山的边陲地区，愈是具有军事化性质。 总之，地方史研究的深入为美国中国史学界提供了一幅更加多样化的中国历史画面。 而随着多样性的增加，人们对过去的某些定论提出的质疑也越来越多。例如，长期以来 美国学者认为清末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分歧是一条”永远无法弥合的鸿沟“。[17]但是 兰金（Mary Rankin）、楼兹、周锡瑞等人通过对浙江、上海、广东和湖南、湖北的研究 ，指出”改良运动与革命运动往往互相交错，致使两者之间有时似乎已无法区别。“[18] 同样，贝蒂关于明清两代安徽桐城县地方上层社会的研究，也对以往有关这一时期中国上层社会的若干标准的结论提出了挑战。过去，美国学者一般认为，通过科举考试是取得绅士身份必不可少的一步，而在明清两代上层社会内部，上下流动的现象已相当频繁。但贝蒂通过研究认为这种现象在桐城皆不属实。她指出，该县上层社会人物绝大多数出自六大宗族，这几个宗族在明朝后期已扎下根基，并在整个清朝继续统治着当地社会。因此，确定明清时期上层社会地位的主要依据始终是土地占有情况和宗族组织关系 。 地方史研究的深入也使美国一些学者突破了”王朝周期循环“历史观的局限，开始致 力于中国社会内部发展动力的探讨。 施坚雅在探讨中国历史的结构问题时指出：中国历史结构发展变化具有一种周期性， 但这种周期不是王朝更替的周期，而是以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和衰落的周期，”在这一过程中，区域内的各种资源，经济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文化的，都在日益增长，被适度地调配，并卓有成效地加以利用。“[19] 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这些学者通过地方史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若干历史过程绵延不断，横跨最近四个世纪一直伸延入民国时期“，类似”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化，力役折银，某种区域性贸易的发展，民众识字率的提高以及绅士队伍的扩大，地方管理工作的商业化“，皆”推动了若干行政与政治方面的变化“。[20]一些学者还在充分发掘地方历史的”本土性与内在性的变化因素“的基础上提出，由于经历了明清两朝巨大的历史变化，19世纪初的中国”已处于全面引发中国社会变革力量兴起的西方及 日本侵略的前夜。“[21] 史学研究应当努力去填补过去的空白，扩大史学研究的领域。地方史研究的地域范围可大可小，大而至于长江流域的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小而至于某时、某地、某人 和某物的考实探微。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地方化“倾向，把历史研究与社会史、文化史 结合起来，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地方民众，它改变了过去中国史领域只注重精英史、制 度史、外交史、政治史的状况；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则从空间意义上扭转了设问中国历史的方式，特别是史料范围的扩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它使历史研究显得饱满丰腴，富于情趣，同时也为整体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中国史学界通过不断深入的地方史研究拓展了历史研究的时间和空间，不仅为史学研究 增添了新的内容，也在方法论上带来创新。 但是，在史学研究中，宏观与微观，个别与整体具有相对性，是相辅相成的。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没有具体的个案分析，不会有一般的学术成果，反之亦然。地方史研究的缺点就在于没有一个地区能够适当地代表整个中国复杂情况，缺乏全国性的视野。美国从事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学者总是喜欢把研究的空间分解得越来越细，而忽视对全国 性历史演进规律的探讨。对此，一些学者已经看到了其中的弊端，呼吁史家必须”将区域研究放入更为广阔的历史进程--通过考察特殊来折射一般以加深对历史的理解“， 因为”一种宏观性的历史视角“将能够”展示一幅更为广泛的地域性图画。“[22] 注释： [1]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1 页。 [2]详参拙作《孔飞力和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3]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68页。 [4]同上，第22页。 [5]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4页。 [6]肖邦齐著：《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第249页。 [7]吉尔伯特莱编：《当代史学研究》，台湾明文书局1982年，第285页。 [8]Michael Kammen,ed.,The Paset Before Us: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the United Stat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