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卷帙浩繁，博大精深，是北宋司马光编撰，世人皆知。实则助成斯事者尚有三位学者：刘恕、刘攽、范祖禹。而刘恕对《资治通鉴》编纂的贡献，又居三人之上，其功厥伟。但世人于此虽有所知，可也多不尽详。
    一选题酝酿的第一与谋
    司马光要编一部简明中国通史，是早怀夙愿。因为北宋书院儒学书生读的中国历史书，正史有一千多卷，难于读完，很不适用。司马光将这一选题构想，最先提出来与刘恕商量，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并得到了刘恕的热情赞同。
    刘恕对司马光的编书构想十分赞同。他在《资治通鉴外纪·序》中说："公欲以文章论议成历代大典，高勋美德褒赞流于万世，元凶宿奸贬绌甚于诛殛。上可继仲尼之经，丘明之传，司马迁安可比拟。荀悦何足道哉！"司马光得到刘恕的赞同，信心大增，便开始草拟大纲。治平元年（1064）完成《历年图》五卷，并开始试编。于治平三年（1066）完成《通志》八卷。后来司马光利用充任侍讲接近皇帝之便，将《通志》进呈御览，并得到赞许。英宗皇帝让他设局编书，准其自择馆阁英才共同修书，准阅皇家宫廷藏书，并赠给御府笔墨绢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这使司马光大受鼓舞，开始考虑物色编辑班子构成的合适人选。
    当然，刘恕对司马光的作史选题构想还持一些不同的看法。司马光恪守孔孟之道，不敢逾越儒家正统观念雷地一步。所以，他所主张修撰的《资治通鉴》，只从《春秋·左传》纪事以后写起，既不写此前事，也不写春秋时期事，更不续写春秋以后事。刘恕思想较少封建正统史观的束缚，对司马光的编书时代断限提出异议。刘恕的意见司马光没有接受。理由只有一个：尊避圣人的《春秋》，不仅不敢接续春秋经，更不敢对春秋经增减一字。所以，《春秋》写过的只有不写，也不接着它往下写，而是接着左丘明的《左传》史实往下写。刘恕对此则不以为然，主张不尊避圣人《春秋》作贯通古今的通史。且努力付诸实践，私人去作《资治通鉴》的前纪，并打算作后纪。刘恕此等勇敢之举，司马光在所作《资治通鉴外纪·序》也给予了事实上的认可："道原（刘恕）好著书，志欲笼络宇宙而无所遗。其著《资治通鉴外纪》十卷，未以传人，病亟，犹汲汲借人书，以参校己之书，是正其失。气垂尽，乃口授其子羲仲为书，凡使撰外纪序。"
    二编辑班子构成的第一人选
    司马光编书设想得到皇帝支持以后，便开始物色人选组建编辑机构。司马光并非一般学究气十足的等闲俗儒，而是集政治、思想、学术于一身之大家，颇通人才选用之道。他很清楚：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修史也以用人为本，用人之道当以心术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之合作，有学问文章并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尤其不能与之合作。因此，司马光选人条件极苛。尽管如此，刘恕首当其选，成为司马光的第一个编辑伙伴。之所以如此，是刘恕本人从多方面适合司马光的选人条件。
    （一）刘恕少年颖悟，读书过目成诵，13岁欲应制科，未冠即举进士。《宋史·刘恕传》曰："时有诏，能讲经义者别奏名，应诏者才数十人。恕以《春秋》、《礼记》对，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末乃断以己意，几二十问，所对皆然，主司异之，擢为第一。"刘恕中进士时，年仅18岁，一时名动京师。司马光也因此对他慕重，而后开始相识。刘恕在文章、读经方面也才华横溢，具有较好的文辞表达能力，其文才完全胜任编年体史书的修撰工作。
    （二）刘恕具有史学专长和爱好。《宋史·刘恕传》云：刘恕"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他具有史学笃好，和广博的史学知识，加上他的博闻强记和举世少及的史识，自然成为司马光所建编辑班子的最佳人选。
    （三）刘恕的政治观点与司马光相一致。北宋治平末年，社会危机加剧，朝野上下"求治"呼声很高。王安石变法虽未到来，但司马光选择编辑人才时，已不得不考虑政治观点上的一致性问题。司马光思想趋向保守，反对变法改革。而刘恕原本与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有旧交，王也深爱其才。熙宁元年，王安石从江南调入京师任参知政事时，欲引刘恕进三司条例司参与变法。刘恕以不习金谷为由相辞。当时的高论之士，对王安石大都是面誉而背毁之，口顺而心非之。刘恕则不然，而是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王安石至脸变色如铁。刘恕终于激怒了王安石，二人关系破裂。这表明，刘恕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在政治观点上与司马光是一致的。
    （四）司马光选择编辑伙伴，还认定刘恕是《资治通鉴》处理繁难部分的得力人选。这从《资治通鉴》编修之初已露端倪，书成后看的更清楚了。司马光本人最初完成了战国至秦部分的编写，余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部分。汉、唐时期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历史线索比较清楚，比较好写。最难处理的部分是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头绪繁多，纷错难理。仅年号使用、正统确定就非常难办。刘恕不仅学识渊博，又有攻魏晋南北朝史之长。司马光选上他作伙伴应该是最得力的人选。两汉部分选博记能文而又专攻汉史的刘攽编写，尚属得人。唐朝部分属之青年学者范祖禹，他颇具才华，也算得人。从三人的才学和分工情况，刘攽虽属壮年学者，却因迂疏好招怨。范祖禹年轻，属初出茅庐。而只有刘恕比较成熟，最为得力。
    司马光在物色人才方面，颇具眼力。历史实践也表明：司马光选中了《资治通鉴》事业，《资治通鉴》事业选中了司马光；司马光及《资治通鉴》事业选中了刘恕，刘恕也选中了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事业。《资治通鉴》编纂过程中，最难写的部分都属之刘恕，而刘恕也最有资格承担最难的任务。
    三参酌义例的第一同道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之前，自己曾先编成《历年图》，实际上是编年体史书的大纲。他进一步完成了内容包括战国至秦二世史事的《通志》，才感到私家力薄，无由可成，便在取得皇帝支持的情况下，组织编辑班子编纂。编书取材正史、野史、传状、文集、谱录、小说等书籍220种。史实贯串1362年。历代治乱兴衰、王朝更替，头绪纷繁。司马光据各人所长进行分工，分段负责编写。工作过程是先排比资料作出"丛目"，再进一步编写成"长编"。如此众手成书，也难以统一笔法和风格。为解决这一问题，司马光不得不预定体例，预制规则。近代《资治通鉴》研究学人张须在所著《通鉴学》中，称之为"通鉴之书法"。根据他的研究和论述，《资治通鉴》编写之"书法"，共可分为三大类，大都是经过司马光和刘恕共同讨论后确定的。
    "通鉴之书法"有三大类：关于年者；关于人者；关于事者。每类可再细分。各为五项，共十五项。这便是《资治通鉴》作者在编辑撰写过程中应该共同遵守的规则。
    关于年者：1.隔年首事与终言之；2.岁阳岁阴纪年；3.岁首不同，以建寅之月为主；4.天文现象不备书，书于目录；5.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
    关于人者：1.帝王尝混一海内，并其子孙用天子法；名号均故，本非君臣者，用列国法；2.国名人名有同者，增文示明；3.书人必以名，不以宋讳改书；以字行者书其字，胡姓有后改者，从其后姓；权臣重臣书其官与名，而不书姓；4.人之初见者，多冠其邑里，或插注世系；将卒者，有谥必书谥；5.书人虽无褒贬，亦有见文变意者。
    关于事者：1.叙事或先提其纲，后原其详；2.长篇叙事，多先溯其由来，次及本事；3.书一事而他事连类而及；4.书一事而同时谋议莫不备载；5.一事初见者，有谨始之意。
    有了这些凡例，操笔者有所遵循，容易编写，读者也得到很大方便，很容易阅读理解。张须在《通鉴学》中认为：这些凡例，"其间多有（司马）温公初虑不如是，经道原之献难而后成者。"从刘恕之子刘羲仲的《通鉴问疑》中也可见，司马光、刘恕在修书前对于义例确定的繁难周慎。仅关于"用天子法"和"用列国法"问题，刘恕和司马光"辨难往复，已累一千五百余言而后决"。二人制定其它编辑义例的讨论争执、献难质疑，也就可想而知了。
    刘恕和司马光在商酌义例等过程中，具有十分严重、认真的学术探求精神。在学术问题争论过程中，刘恕不考虑自己处于被领导的服从关系，从属地位。而是是曰是，非曰非，不迎合，不应付，不敷衍，拉开脸面，犯颜献难，据理直言。甚至争论得使司马光很难堪。
    刘恕曾主张以吴蜀比南北朝，使用天子之法和列国之法，并黜秦、夏、凉、燕及五代诸国。司马光认为：这是自己"愚虑所不到者"。但他不接受刘恕的主张，"然欲使东晋与五胡并为敌国，则与光所见异"。并反复辩驳，说明理由。刘恕说："周、秦汉魏诸侯称薨，至晋已后，唯王爵及三公宰相称薨，或薨或卒，于例未匀，不如用陆淳例，皆称卒"。司马光说："诸臣称卒，诚为确论，但恨已进者周秦汉纪不可请本追改"①。
    刘恕和司马光还就《资治通鉴》"长编"中许多史实问题，进行了许多讨论、商酌，而大多是司马光有疑问，由刘恕一一作答辩。最后令司马光折服。如《通鉴问疑》中有这样的问对：
    君实曰："武陵纪本传。大宝二年四月纪潜位于蜀，年号天正，与萧栋暗合。识者尤之曰：於文，天为二人，正为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道原何故于承圣元年书武陵王即位于蜀？"
    道原曰："《南史·简》文纪大宝二年八月，侯景即位。明年四月，武陵王纪僣号于蜀。按萧栋以大宝二年八月即位，改元天正，若纪以大宝二年四月改元，事乃在先，非是暗合。又'纪本传'纪次西陵时，陆纳未平蜀军，复逼元帝忧之。陆纳以承圣元年十月反侧，大宝二年不应言陆纳未平也。
    故从《帝纪》，承圣元年武陵王纪僣号为是。"君实曰："然。"似此辩论，有洋洋数千言。但作者刘羲仲并没有把争论全部记录下来。"君实访问道原疑事，每卷不下数条，议论甚多，不能尽载。"由此可知，刘恕在编修《资治通鉴》"长编"时，在学术问题上，不唯上，不唯心，只唯真，只唯实，孜孜以求，毫不懈怠，犯颜献难，据理直言，其政治观点虽不可取，其治史精神，后世学人大可效法、借鉴。
    四编辑《资治通鉴》"长编"的第一功臣
    司马光拟定的《资治通鉴》编修计划，纵跨一千多年史事，历经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任务最繁重的部分是三国至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资治通鉴》编修是先据"丛目"编"长编"，再据"长编"总其成。"长编"很重要，司马光对编"长编"很重视。根据"长编"的分工，可见每人在《资治通鉴》编修中的地位和作用。后世学者对《资治通鉴》"长编"的编辑分工颇有争议。司马光曾说，他和刘恕数年之间共同修书，凡是史事之纷错难治者，则委之道原，"中国五代之际，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事件差舛。非恕博精，他人莫能整治"②。《资治通鉴》"长编"的另一编者范祖禹也说："道原于魏晋以后事，尤能精详考证前史差谬，司马公悉委而取决焉"③。刘恕先负责完成了两晋南北朝史长编。四年后，因司马光出知永兴军，后又退居洛阳设局修书。刘恕曾以"直道"忤逆王安石等变法派人物，无法自安于京师，便请求回江西老家养亲。但他仍然没有放弃《资治通鉴》"长编"的任务，仍遥隶局事，即官修书。主要又承担了五代十国部分的"长编"任务。他和司马光一块游万安山，路旁有一石碑，上列五代诸将之名，别人所不知姓名者，刘恕却能说出这些将领的行事始终。回家后和旧史相验证，完全属实。刘恕还著有《五代十国纪年》，没有编辑五代十国史"长编"的实践，是难以著《五代十国纪年》的。可见，刘恕编五代十国史"长编"确系事实。
    熙宁九年（1076），刘恕专门从江西赴洛阳，在编书局住了几个月，和司马光再次系统讨论了有关《资治通鉴》编修的许多重要问题。刘羲仲所作《通鉴问疑》只是二人讨论辩难过程的一小部分记录。但从中可以想见刘恕在编辑《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正如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所追述的那样："君实寓局秘阁，先人实预讨论。君实与先人皆以史自负，同心协力，共成此书。曰：'光之得道原，犹瞽师之得相也·范纯夫、刘贡甫、司马公休（司马光之子），亦推先君功力最多"。刘恕对《资治通鉴》的贡献，于此可见一斑。
    司马光对刘恕执笔的《资治通鉴》部分"长编"，很信得过，很满意而且放心。他在刘恕离京南归，遥隶局事期间，又在局中增加了一个年轻人--25岁的范祖禹。范在阅读了《唐实录》后列出事目，便问司马光可否作"长编"。司马光见他不成熟，指示他用二三年功夫，遍检相关书籍，然后再作"长编"。并特别附上刘恕的既成"长编"，让范祖禹作为模范样本参考。
    司马光十分欣赏刘恕博闻强记、举世少及的史识，一遇到疑难问题，或有什么想法，都要与刘恕讨论。他在刘恕死后，有《乞官刘恕一子札子》之作，内中说："臣往岁初受勅编修《资治通鉴》，首先举恕同修。恕博闻强记，举世少及，臣修上件书，其讨论编次，多出于恕"④。司马光还说："坐听其谈，衮衮无穷，上下数千载之细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据可验，令人不觉心服"⑤。因此，司马光将史事之纷错难治部分委由刘恕执笔，既放心，也满意，并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绩。故曾自谓："光但仰成而已"⑥。
    《资治通鉴》书成，流传后世，影响颇大。对于刘恕执笔部分，后来学者予以充分肯定。黄庭坚为刘恕草拟的墓志铭中称："道原天机迅疾，览天下记籍，文无美恶，过目成诵。书契以来治乱成败，人材之贤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谈手画，贯穿百家之记，皆可复而不谬"。近代思想家章太炎也认为，五胡十六国事迹最为纷乱，而《资治通鉴》所叙，条理秩然。
    以上可见，刘恕对《资治通鉴》的成书贡献卓著，尤是在长编方面，说他为第一功臣，当不为过。
    五为《资治通鉴》事业鞠躬尽瘁的第一人
    刘恕投身《资治通鉴》事业，是自己平生之志。他既不唯命是从，也不敷衍应付，更不为讨取别人欢心。司马光西去，刘恕自忖难于留京，便请归江南。按理说，他这时完全可以辞去编辑《资治通鉴》的苦差事。曾和刘恕一道进局的赵君锡即因奔丧而不归。刘恕则不然，强烈的事业心驱使他遥隶局事，对司马光分给他的任务不仅不推辞，而且还克服种种困难加紧努力完成。刘恕在学术探求方面表现有顽强的意志和吃苦精神。
    刘恕于治平末年入局编《资治通鉴》"长编"。4 年后完成三国至魏晋南北朝部分，南归江东并遥隶局事，开始着手五代十国时期"长编"的工作等。至熙宁元年（1076）他北上洛阳一次。居局数月，与司马光讨论了许多问题，而后南归。因不意罹家祸，悲哀愤郁，遂中瘫痹。从此右肢瘫痪不能拿笔。但他并没有因此中断或荒疏自己所从事的《资治通鉴》事业。卧病榻上，由儿子刘羲仲伺奉。并通过口述文字，让儿子作笔录，匆匆忙忙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了未竟之业。自己没有书，便设法借别人的书进行校勘订误。南方地处僻陋，士人多不藏书。刘恕家境贫寒，无力购书。他在未病之前，为借阅书籍不远数百里求书，闭门昼夜口诵手抄。废寝忘食，目为之翳。后来，刘恕只能带病坚持工作，而且付出了极大的痛苦劳动。刘恕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还在为《资治通鉴》事业奋力拼搏。直到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才停止工作。在临终前嘱咐其子，在他死后，将未完成的书稿和有关史料全部封交史局。司马光让范祖禹接替了刘恕的未竟之业。
    由于刘恕对司马光关于《资治通鉴》的纵跨时间断限有异议，便立志补《资治通鉴》之缺失，先作《前纪》，并准备作《后纪》。因身体病重，仅完成了《前纪》，无力完成《后纪》，便将《前纪》改为《外纪》，《后纪》留待他人完成。刘恕作《资治通鉴外纪》，补足了《资治通鉴》的前缺，完成了《资治通鉴》事业方面的一大工程。"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四十八年见于《外纪》。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显德六年己未一千六百六十二载于《通鉴》。然后一千八百年之兴废大事坦然可明"⑦。《外纪》稿成，刘恕也病入膏肓。
    刘恕的《资治通鉴外纪》是一部对《资治通鉴》的补缺大作。全书分十卷，外加目录五卷。上起包牺氏，下止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一仿《资治通鉴》的编修义例，条分缕析，简洁明快，如何头绪纷乱的史事，在他笔下都变得井然有序。他在编撰过程中，凡众说不一者，仅取一说叙述，然后另用字注明别说以存疑。每如《资治通鉴》之例作按语，从而阐发自己的史学观点和见解。张须在《通鉴学》中对《外纪》评价说："道原此书，不徇旧说，自具心解。温公爱重其人，而称其明快，非无故也。"张须将此书列为《资治通鉴》后继之书的第一部，也完全有其理由的。
    元丰七年（1078）刘恕在极度病苦中赍志而殁，年仅47岁。司马光对他的死十分惋惜。认为他如此耿介之士竟遭不幸而早去，令人悲痛。刘恕死后七年，《资治通鉴》书成。司马光遵刘恕遗言，送定本《资治通鉴》一套给他的家人。"君实始成《通鉴》，以先人遗言，求《通鉴》定本。乃录其本以付其家，而告羲仲曰：'先君子临终时遗言，恨不能见书成，而此书之成，先君子力居多。他日须有从足下求之者，若欲传录，但传予之。非独区区之恳，亦先君子之志也'"⑧。司马光此言确也道出了实情。《资治通鉴》事业，刘恕之功居多。献身此一事业也是刘恕的平生之志。
    刘恕死后，司马光曾呈《乞官刘恕一子札子》，历数刘恕编《资治通鉴》大功，朝廷官其子刘羲仲为郊社斋郎。
    刘恕一生短暂，他除了任过短期的巨鹿主簿及和川县令，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资治通鉴》事业之中。虽然家境贫寒，无以给旨甘，但他仍澹泊明志，一丝一毫也不妄取于人。临终之前，人的心情很沉重，惋惜自己见不到自己的书问世，考虑的仍然是《资治通鉴》事业。他怀着陶潜预先为自己写祭文，杜牧为自己撰写墓志铭的悲痛心情，写出了《资治通鉴外纪》序言，实际上也是他的临终遗嘱。其中说："佗日书成，公为前后纪，则可删烦冗而为前纪，以备古今一家之言。恕虽不及见，亦平生之志也"。说刘恕一生为《资治通鉴》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毫不为过。
    注释：
    ①刘羲仲：《通鉴问疑》。
    ②《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68。
    ③《范太史集》卷38。
    ④⑤《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3，卷68。
    ⑥张须：《通鉴学》，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32页。
    ⑦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引》。
    ⑧（宋）刘羲仲：《通鉴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