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在世界政治史上，欧洲封建政治史是一个十分复杂艰深的研究领域。欧洲封建国家多 跨越了奴隶制阶段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又因国家体制发展的不充分而实行封土制与封 君封臣制，封建王权的发展演进比较滞后，封建政治割据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些似乎都 构成了与东方特别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不同特征。此外，欧洲的各封建国家政治也有着自 己的特色，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封建政治发展模式，这也与中国的情况不同。我国史学界 在中西封建政治的比较中常常论及欧洲的情况，但实际上，我国学者对欧洲的封建政治 研究却处于初始阶段，既存在着诸多需要填补的学术空白，也存在着不少需要深入探讨 的问题。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有关的专家学者以“欧洲封建政治史研究”为题进 行探讨。这一组笔谈文章，从各自的论旨出发，论及了国内学术界所不太熟悉的一些问 题。这对于推动欧洲封建政治史的研究，深化东西方特别是中西封建政治史的比较研究 ，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站在21世纪的开端，我们或许有权利说中世纪西欧的政治是“封建”的：对被主流社 会所排斥的弱势人群--异端分子、犹太人和麻风病患者，中世纪的教会和国家进行过 严酷的迫害。历史地看，在西欧政治和法律制度成长的过程中，权力分散和社会濒临无 政府状态在中世纪早期对社会的发展和民众的权利极为不利，豪强凌辱弱小的问题难以 解决。社会经济史研究所谈论的农奴化或“封建化”，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观察，其实 就是国家的公共职能不发达、欠发展，中央政府无能力抑制地方势力，法律和法庭处在 一种分散和疲软的状态。11世纪以后这种情形有了改变，法制的逐步完善导致西欧社会 秩序的稳定，民众诉诸法庭求得正义的需要得到更好的保证。这是很健康的社会进步， 与当时文化思想领域理性主义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社会政治总体 的进步伴随着一个邪恶阴影，那就是，主流社会为了强化自己的同一性而残酷无情地迫 害非主流社会，后者无疑处在弱势的地位。
    阿贝拉尔在解释经院哲学的基本方法时说：“在教父众多作品里有许多看起来互相矛 盾和含糊不清的地方。我们尊重他们的权威，但是不应该因此就放弃我们自己追求真理 的努力。”“我斗胆根据我自己的思路收集了教父们的各种言论，并就其中似乎矛盾的 地方提出一些问题。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启发初出茅庐读者探求真理的热情，让他们的思 维变得更敏锐。”“由于怀疑，我们认真地考察；通过考察，我们认知真理。”表面上 看起来，这些话语所蕴涵的精神与近代对人的理性的崇拜极其相似，实际上相去甚远。 在阿贝拉尔理性的审视和逻辑严密的推论后面，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权威和教皇所 代表的教会当局的权威。矛盾的、含混的神学观点的澄清最终要诉诸权威，人的理性成 为表述神的权威的手段，在此意义上，神恩并不扼杀理性和人性。信仰和理性的结合到 了12-13世纪将西欧基督教文化提升到了辉煌灿烂的境界，在神学、法学和艺术等领域 开放出人文主义的和理性主义的花朵，形成所谓的12世纪“文艺复兴”，法律和司法制 度的发达是其中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之一。
    理性所构筑的法律体系一旦整合了教会和国家的秩序，也就为社会对少数异己和越轨 分子的迫害铺平了道路。在教会里，教皇的至高无上地位使他成为正统教义的捍卫者。 教皇英诺森三世首次系统地界定了教皇的权威，为在教会政治中扩展和捍卫教皇的治权 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的核心思想是，教皇的权威是神圣的和绝顶的。首先，教皇是“基 督的代理人”，他不是在行使尘世的职权，而是在替上帝行使威权。英诺森在这里不是 抽象地谈论教皇的权威，而是在规范教皇与各地教们的关系：因为教皇的权力是神授的 ，他可以调动和罢免主教，命令他们清洗和镇压背离正统的异端。教皇本人当然也必须 维护基督教基本的教义和信条。12世纪的“文艺复兴”在法学之外也涵盖政治文化的其 他方面，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政治学对神学家的影响尤其突出。托马斯·阿奎那吸收了亚 里士多德对国家和法律的观点，摆脱了奥古斯丁以原罪和堕落为支点的政治思想，提出 了适应时代的国家学说。在阿奎那看来，国家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是 上帝拯救计划的一部分。国家的重要功能是为了全社会的公益调节个人的行为，而这一 功能可以由统治全社会的公共人物来实施，他应该具有执法的强制权威。而法律，必须 是根据理性、为了公益，由握有全权的统治者制定和颁布的条令。以“公益”的名义， 阿奎那论证了个人意志必须屈从于国家权威：没有脱离整体的善的个人的善，单个人是 国家的一部分，如果他不参与和促进整体的善，也就是国家所象征的公益，他自己就不 可能是善的；如果整体没有善的部分，整体的善也不存在，因此说，如果公民没有德行 ，国家就不可能昌盛，公益就不可能得到保障。这种新的政治思想要求个人的行为和观 念与捍卫公益和维持公共秩序的国家保持一致，而当时世俗当局严厉镇压异端并以此求 得强行地实行思想的统一。为西欧正在兴起并延续到近代的不宽容和迫害成风的社会， 阿奎那以经院哲学为工具进行了精巧的书卷气的辩护：
    为了全社会的福利，罪犯可以被处死。不过处死他的权力仅仅归属于全社会的统治者 --他就像医生那样，因为受委托保护整个身体的健康而拥有切割掉感染病菌肢体的权 力。国家的统治者拥有保护公益的权威，只有他们，而不是任何私人，才有权力处死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