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摆脱封建主义的窠臼，又避免资本主义的缺陷，建立真正新型的学科，这一任务的完成和壮大，正好伴随着毛泽东革命的一生。今天，在纪念这位领袖的诞辰百周年之际，我们用科学和求实的精神，研讨他在史学上的足迹，阐发其光辉业绩，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同时，也是史学工作者应有的职责。本文仅就三个问题发表粗浅的意见。
    史学指导的作用
    中华民族是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自本世纪20年代始，由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都给予新兴的历史学提供必要的条件。从1919年至1976年，如果说，新史学经过了萌芽期、形成期、发展期和全面建设期的话，那么，每一阶段都体现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
    （一）萌芽期（1919-1927年）
    这是新史学的理论准备阶段。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起着奠基作用的是李大钊。李的《史学要论》和《史学思想史》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时，毛泽东参加了革命，在建党、宣农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作出极大地努力。在史学上，也有进步的主张和认识。
    青年时代，毛泽东就是十分酷爱读史。他的历史知识是非同一般的。1917年，15岁，他写过一篇习作《体育研究》。里面用了《史记》、《论语》、《礼记》、《庄子》等典故，说明孔子等人重视锻炼，所以长寿；而颜回等人却体弱多病，不讲究锻炼，过早地离世。1920年，毛泽东再次来到北平，并经李大钊推荐，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从此，接触大量进步的书籍，促使自己在思想上向无产阶级转化。正象自己后来对斯诺说的："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有三本书（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刻儿枯朴的《社会主义史》）特别印在我的脑海里，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解释，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①这个"历史的解释"是意味着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作一番符合规律的认识。当然，这是新史学最初的核心内容。这时候，毛泽东与留法的蔡和森频繁通讯，共同商讨思想和学术的问题。在一封信中，毛泽东明确地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②所谓"唯理观"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比较时髦的一派。在哲学、思想史等研究中有很大的市场。"唯理观"主张只有理性的认识才是知识的源泉。它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罪愆，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唯理观"根本不承认感性经验，更不重视人的实践，因此，到头来必然滑进唯心论的圈子。毛泽东是从哲学上比较两种学说的差异，从而，证明了唯物史观是史学的唯一准则。毛泽东与蔡和森讨论现实革命和教育改革时，曾经谈起章太炎。章认为，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最后还是遭到失败，其原因是他们不读史、不懂史。因此，章太炎在演讲中，极力主张人们多读点历史。对此，毛泽东有一番完全新式的解释。他说："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倒，勇猛前进，必要到遇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它打回。"③史学在毛泽东那里展现着一种新的意境。一个人读史能达到"智慧"的象征，它可以指导着人们的"冲动"。然而，现实的生活是日新月异，"智慧"又常常被"冲动"压制，提出各色各样的问题加以思索；这时，读史必须找到比冲动更深刻的智慧，社会才前进。毛泽东的见解是新颖的、进步的，反映新史学在萌芽期的理论水准。更多的是，在此阶段，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考察和理论分析现代农民运动的若干问题，写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不朽的篇章。它正确地剖析现代社会的状况，以及革命的对象、任务、方法等，对于中国新史学的形成、现代史的特点，无疑都有指导意义。这里，叙述从略。
    （二）形成与发展期（1928年--1949年）
    这是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标志，经过二十一年的奋斗，从而，取得比较辉煌成就的时代。它的成长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同步向前。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真正占领一席阵地。抗日战争以后，这批史学工作者大部分集聚在解放区的延安和国统区的重庆。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他为了革命的需求， 针对当时的许多重要问题，作出理论和实践的解答，其中，包括了史学。他关心新史学的成长，并引导大家向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史学在中国是有新旧之分的。这差别的主要根据是什么呢？毛泽东给予理论的说明。他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④在中国，本世纪20年代后，基本具备这样的条件。新史学的诞生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大批进步的、新兴的史家担负起重任，把握时代的脉博，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科学娇子和同人。毛泽东这一理论概括使史学工作者拨明了方向。
    对待以前的史学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⑤怎样来继承这份遗产呢？他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⑥史学工作者应以全新的姿态，尊重古代的文化遗产，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去寻找历史事件的固有特性和规律，从而，使之达到历史科学的目的。新史学形成期的主要特点是表现在此。1940年以前，在北平、上海等出版一批历史著作，尤其，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都体现初期的特色。毛泽东是以无比的洞察力，对于新史学的理论倾向给予肯定。他的上述论断逐渐地成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抗战相持阶段，根据时局的变化，一方面党中央在延安等解放区进行整风运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学术成了风气；另一方面，在重庆的进步知识分子，为了避免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也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研究学问。史学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期。为此，毛泽东专门把史学研究提到应有的高度，并且，加以指导。他认为，自30年代末以来，研究历史是有了某些初步的开展，出版一批用新观点的书籍；然而，还没有形成有组织地进行。他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还说："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⑦这种情况是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根据当时的形势，毛泽东主张，有能力的史学工作者应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近代。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先从各个部门入手，然后进行综合的研究，短时间内写出有说服力的著作。毛泽东自己也表示，从搜集材料着手，有志写一本"中国战争史"。现在"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⑧。
    毛泽东特别解释在研究中的方法论。人们在分析问题时，总应遵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立场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边；观点是合乎实际的规律和原则；而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⑨。这里，有三个环节紧密相联。第一，尽量地搜集和占有详细的材料，包括有目的的调查。这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第二，对材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工夫，加以科学的综合。这是研究的必要途径。第三，引出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测的结论。这种结论提高一步就是"理论概括"，或"理论说明"。这三个环节是完整的、统一的，反映研究工作的全部。三者缺一不可。正是在这种理论和思想的指导下，新史学的发展期取得的成果是卓著的。由于资料的奇缺和形势的转化，近百年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等领域，依然是一个薄弱的部分。
    针对革命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强调，历史科学一定做到为现实斗争服务。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把科学性和战斗性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与时代共鸣的历史作品。从而，为人民大众去呼唤。他给何干之的信中说，目前研究中国历史的兴趣和决心，在有的人当中还不太足。"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⑩范文澜当时在延安的哲学年会上讲授关于中国经学简史。毛泽东也去听过课。在给范的信中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11）至于，郭沫若在重庆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更说明这一点。文章在《新华日报》连载之后，国民党宣传部就组织政客向其围攻。毛泽东读了郭文，马上要求印发给全党，作为整风的文件，意思"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2）同年，他写信给郭沫若，又一次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甲申三百年祭》写了李自成一支明末农民起义军的胜利与失败的经历。毛泽东是抓住胜利就骄傲，最后必然覆灭的沉痛教训，以此，教育广大的革命干部。这样就使一篇历史论文发生很好的实际效果，增加新意。科学性与战斗性密切地配合，成为"有大益于中国人民"的佳作。毛泽东还鼓励郭沫若写出太平天国的史实，也"会是很有益的。"（13）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提倡，40年代，在进步的史家中，出现一批"借古谈今"和"古为今用"的史论，脍炙人口，起着教育和鼓舞人民大众的作用。不管现今如何重新评述，然而，在当时的史学史上还是应该占着一定的位置。
    （三）全面建设期（1950年--1976年）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七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终于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尽管在前进中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但史学还是向前发展和壮大了。古史的"五朵花"，即社会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与少数民族的发展的问题，进行比较广泛的研讨；近代史的蓬勃开展、现代史的开辟新路、世界史的拓荒工作、史学理论的勃然兴起，都取得以前无可比拟的成果。还有，大量的资料的整理出版，考古文物和古文字学的兴盛，少数民族调查的材料，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与毛泽东的领导和扶植分不开的。
    建国之后，各行各业都在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史学界更把关于认识和研究历史的基本论断作为首要的任务。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等，都是必读的著作。1951年10月，刚刚准备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尹达在一篇文章里说道："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有不少相似的范例。那里生动地指给我们如何去分析祖国历史实际的方法；那里告诉我们从祖国历史的认识中，如何使我们的阶级立场更加坚定；那里会唤起我们丰富的阶级感情；那里会给我们以有力的启示，告诉我们如何从祖国历史中吸取推动祖国前进的积极力量。"（14）这样的学习所取得的效果是显著的。老一辈史家更加明确了方向。一大批年轻而有为的史学工作者逐渐地成为研究的骨干。正如1954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杂志的发刊辞中指出的，学会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重要性。他说："四年来，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在雄壮的革命进军中经过了空前未有的规模宏大的自我改造的思想学习，对于这个亲切的指示，我们相信是有了更普遍的接受和更深入的体会了。"（15）十多年，历史学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发展的。其中，1956年，毛泽东和党中央特别召开知识分子会议，正确地规定一些政策，并且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八字方针。他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16）在遵守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等六项原则的基础上，为繁荣科学文化而做出努力。这条方针也确保了历史学向正当方向的发展。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引他的话："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们是在不断地总结经验，使历史得以向前进步。所以，"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17）这对于史学工作者也是无形的鞭策。
    史学是一门学科，本身自有规律和法则。人们正确地指导它向前发展的时候，必然受到当时政治风波的制约，时代表现出一定的局限。在学术研究中，失误是难以避免的。如，1951年，讨论和评说《武训传》，以及所谓"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出现；1954年，对胡适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批判；1957年以后，史学界反"右"派的斗争；1958年，"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以及，1960年，无端地批判尚钺的"修正主义历史观"等等，都很大地影响史学研究的正常开展。尤其到了他的晚年，由于对社会革命的趋势有着不切实际的判断，因此，促使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即1966年5月--1976年10月）的浩劫对于史学界也是一场灾难。 许多历史上的问题都被曲解与颠倒，史学理论成了某些人玩弄政治权术的一种砝码。这是中国新史学的倒退期。这里，毛泽东的错误导向是主要原因。如果说，在新史学的成长、壮大和曲折中，毛泽东是走过50个春秋的话，那么，这位伟人和领袖对于史学的功过是4与1之比，功大于过。历史学给予毛泽东的结论是公正的。
    历史理论的建树
    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18）毛泽东是中国的一位典型代表，而且，往往是开创性的。他经常以历史哲学为基础，对于众多的重大问题都作了理论的阐述。在今天看来，许多都成了宝贵的财富，需要我们去承继与发扬这笔遗产。这里，只能例举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