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谈论“新”社会史、“新”经济史、“新”劳工史、“新”政治史以及各种各样“新”的历史学，我们务必牢记，在美国，“新史学”这个名称最初出现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里。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和罗滨逊（J. H. Robinson）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以及合作编写教科书时，都反对以前历史学家的形式主义和总是以政治为研究重点。他们努力扩大专门史的范围，罗滨逊在他于1912年发表的《新史学》一书中，给这个活动起了名称，并制订了一项计划。当查尔斯·比尔德和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的《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书在1927年春问世时，芒福德（L. Mumford ）在《新共和》杂志上著文称颂这本书为“新史学”的突出范例。《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书，对美国历史的特征和意义所下的定义，整整流行了二十年之久。1948年以后，这本书在历史学领域以及在美国思想和文化领域里已失去了中心地位，但也没有被别的著作所代替。
    今天，《美国文明的兴起》作为一本综合性的历史著作，已经既不能满足历史学家的要求，又不能吸引住公众。但是它仍不失为最成功的一部综合性的美国历史著作。广大的受过教育的公众购买了1100多万册查尔斯·比尔德和玛丽·比尔德的著作。《美国文明的兴起》在早期的成功，以及现在同我们之间的差距，说明了我们的历史综合存在着问题，也说明了我们已脱离了广大公众的要求。
    我读了《美国文明的兴起》后，感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与半世纪前比尔德夫妇那时的环境有三个方面不相同。其中两个方面基本上是有关历史学内部的问题，一个涉及到历史社会学，另一个涉及到理论和概念化的学术性问题。第三个方面则超越了历史范畴，涉及到近代美国一般知识分子的信仰问题。
    先拿第三个不相同的方面来说。《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书充满着坦率的信仰和承诺，这一点实在使人们感到惊讶。今天几乎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会如此完全轻易相信进步、相信技术和相信社会民主必然会胜利。在比尔德夫妇笔下，集体主义和分配上的平等已经迷人地赫然耸现在地平线上。这本书最后一段认为美国人是“相信进步没有止境的”，而最后一句话则暗示了新时代已经破晓。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十年前，不单只是比尔德夫妇持这种乐观态度。芒福德一度抨击比尔德的外交政策观点、并对他的乐观主义表示婉惜，他在自己的著作《城市文化》一书的最后部分中，对于在民主和先进技术的时代里地区性城市的发展同样抱着乐观的态度。
    不用说，新时代黎明乃是一种假象。人们梦想的城市和工业乌托邦结果成为一种幻想，甚至比这个更糟。芒福德后来放弃了原来的想法。当他把《城市文化》改写成《历史上的城市》（1961年）时，他几乎是以一种被核毁灭的幽灵所困扰的沉重心情来结束全书的。经过希特勒挑起的战争，经过广岛上空原子弹的爆炸，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信仰很难再坚持下去。尽管芒福德也许太容易陷入悲观绝望之中，但是比尔德在四十年代的奋斗确实是一事无成，当他于1948年去世时，社会进步的思想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这说明，现在我们已经找不到比尔德夫妇在提出那本书的观点的年代里，史学家所具备的信仰了。在我们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我们很难用坚定有力的基调来叙述历史。也许，我们在多事之秋探索综合性历史叙述时，必须求助于讽刺揶揄的修辞方法了。
    这里我要着重指出一个显著的发展情况，即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已允许，甚至迫使研究领域更为专门化，这样，学科分得越细，就越会同综合型的观点唱反调。与比尔德和贝克尔（Becker）那代人不同，目前，在一些主要的大学里，美国问题研究专家们不写、不教美国史，也不写、不教欧洲史。这是很大的损失。专门化的发展破坏了美国的历史，使美国史分割成许多缺乏连贯的部分。这样，历史的分科逐渐扩大，大到足以进行学术演讲，发行刊物，甚至维持一个学会。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史学家可能在社会活动中和思想上都同分科保持一致，而不是与整个美国史学科结成一体。
    美国史领域分成时间极短的断代史和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和社会史。近年来，在社会集团重新进行划分的同时，出现了新社会史。因为这些分科体现了过去美国的真正经历，所以人们很容易认为，把所有这些分科集合起来就构成了一部美国史。因此，我们现在把妇女史、黑人史、劳工史和移民史都作为专门研究领域来看待。如果说，历史学范围的大变动是这种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这种发展的动力就要从别的方面来寻找了。这些专业化的分支学科之所以能建立起来，是因为人们一再认定美国历史具有多样化，并反对本世纪五十代后进步学派关于历史同一性的主张，后者认为美国社会没有经历过严重的或根本性的冲突。
    事实上，社会史梦寐以求的东西远非这些。正如霍布斯鲍姆（E. Hobsbawm）所说的，社会史的目标是要写一部关于社会的历史，据我的理解，就是写出一部有关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但是在美国，专业化研究工作者集团已经在“他们”近乎封闭的圈子里发展起来。如果新社会史曾以同情的态度和创造性的方法探索移民、妇女、黑人和工人的生活，那么在理解少数民族、种族、性别和阶级在美国社会构成中的相互关系时，就会收获寥寥了。
    尽管比尔德夫妇认为美国社会很大，又具有多样性，但美国的基本的社会模式和政治模式相当简单，这个模式就是人民的利益对企业名流的利益。他俩一方面同情基本上无差别的群众，一方面又回避了今天美国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十分棘手的概念问题。
    最近社会史领域取得的成就非同寻常，因而撰写一部综合性社会史的任务就使人感到很困难。在人类文化学家的影响下，社会史学家力图深刻地描述各种社会集团的文化状况，并已经取得相当成功。但是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各历史分科的特殊性，从而使构成美国史的那些共同的和相关的因素显得黯然失色。
    比尔德夫妇坚持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热衷于研究政治学的社会基础，所以他们是政治史学家而不是社会史学家。他们坚信政治生活，公共法律和国家应该在美国历史上占据中心地位。在《历史上的妇女力量》一书中，玛丽·比尔德主要关注妇女在社交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而不是现在研究妇女问题的历史学家所说的家庭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女权运动的史学家和论述美国人生活的史学家都准备重新确立概念，强调内部文化（私人生活圈子、集团所偏爱的文化）和外部生活或政治生活（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的相互影响。但是人们对政治生活史的叙述，就象《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书那样，看起去内容相当浅薄。叙述得好坏的关键在于要分析内部文化与外部文化之间的关系。
    新史学家一定会设法确定各种集团在不同程度上参与政治生活的情况。与老的多元论者不同，新史学家并不认为所有的集团的主张都能在公众身上体现出来。人们常常会问，为什么有些集团的价值准则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得到那么多的体现，而有些集团的价值准则很少能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得到体现。更重要的是人们一定还会问，私人生活世界以及各种文化的内部世界是如何受到与政治生活的外部世界有关系的模式的影响（或者如何对这种模式施加影响）。要回答这些问题，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这会把比尔德女妇撰写历史的旧传统的优点，同当代正在改革的新的史学方法结合起来。历史学家将会象在比尔德和班克罗夫特（Bancroft）时代一样，又一次为公众写出一部美国史--一部由道德判断作指导、有阐述、有解释的综合性历史。
    （摘自美国《美国历史图书集评》1984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