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文资料方面，除《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3辑陆续编译了《华尔传》、《常胜军》等外人早期著述外，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了马博庵译、章克生等校注《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择》；《近代史资料》总86号、9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997）刊有夏春涛翻译的一些西人原始著述，诸如密迪乐《中国人及其叛乱》（选择）、艾约瑟《最近对干王的问答采访录》、日意格《1864年关于中国内战的日记》等。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整理编纂太平天国史料的过程中，太平天国史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分支--太平天国文献学，其内容包括辨伪、校勘、注释诸方面。罗尔纲注释李秀成“自述”便是该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最大成就。罗氏于1931年开始为之作注，1951年出版《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已见前述。由于曾国藩当初曾对李秀成“自述”妄加删改，世传版本并非其原貌，故罗氏数年后又再次调整版本，增订注释。1962年，《李秀成亲供手迹》在台北影印出版。罗氏遂第三次调整版本，于1982年推出《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版）。有学者就此感叹说：“在我国学术史上，注释史籍的名家不少，如裴松之注《三国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等等。但在版本方面遭到如此曲折，还是没有过的。”（注：祁龙威：《罗先生赞》，“庆祝罗尔纲学术研究六十周年编委会”编《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57页。）其后，罗氏又根据新史料补注，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增补本。该书从太平天国制度、避讳字、特殊称谓等12个方面详加训诂，另从事实、时间等10个方面订正原文的错误或补充其缺略，名物训诂与史实考订并重，共注释了700条左右， 注文是原文的4倍多，堪称精湛。例如，李秀成在其“自述”中曾多次提到与绰号“冲天炮”的清军将领李金旸交战一事。关于冲天炮其人其事，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均语焉不详。罗尔纲经过一点一滴地钩稽史料，终于将冲天炮的生平行迹考订清楚，勾勒出此人从投身天地会到叛降清朝，直至被忠王俘获，获释后走归南昌自首，曾国藩因担心其凶悍难制而将之处死的完整线索。罗尔纲对太平天国史料所下功夫之深，考订史实贡献之大，史学界无人能出其右。他在1982年版该书的自序中自嘲地写道：“四十九年来，好似乌龟爬行一样，一点一滴地去作注。有些注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却又自笑无知。”正是凭借这种“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精神，罗先生才得以推出这一当代考证学的经典之作。罗先生穷半个多世纪之力注释李秀成“自述”，从青春一直注到白首，成为史学界的佳话。
    作为1949年以后在海外搜访太平天国文献方面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一名学者，王庆成对文献也有独到的研究。他曾先后在海外获见太平天国印书原刻本43种约200册，原刻本的微卷本、复印本、抄本40 余册，以及大量的文书，据此撰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一书，1993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除结合新文献研究相关史事外，还考察了太平天国文献形成、湮没、搜辑、汇编出版的历史，探讨了太平天国印书制度的演变，订正了关于文献史料的一些误解或讹传，并重点研究了“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制度，认为太平天国于1853年开始实行这一制度，规定只有列入“书目”、钤有“旨准”印的书才准传播阅读，否则就要问罪，但该制度后来出现了松懈和变例，并于1861年废弃。在谈到如何运用目录、版本、校勘之学来研究太平天国印书时，作者指出了其独特性，认为“以版本、校勘而论，研究太平天国印书不是要发现‘善本’以校订真伪错讹，而是要发掘各种版本，比较、推究其异同，藉以发明史事”，强调太平天国印书常出版修订本，“这些修改隐含着政策、思想的变化，更是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史料”，“异本越多，价值越大”。此说实为过人之见。在新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造反者文书”部分，王庆成对所辑录的30件太平天国文书逐一加以考释。以《洪仁玕亲书供词》为例，5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业已转录，题名《洪仁玕自述》，但其中的错、讹、衍字多达50余处。作者一一予以订正，并考证出这篇供词写于清南昌府，时间为清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二十九日。上述研究既提高了史料本身的利用价值，同时又拓宽了人们对太平天国史的认识。
    祁龙威在文献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尤以对文献史料的考订、辨伪、校注见长，先后校注清人柯悟迟著《漏网喁鱼集》（中华书局，1959）等，编注《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洪仁玕选集》（中华书局，1978）。所撰《太平天国史学导论》（学苑出版社，1989）除专论文书、印书和文物研究史略等内容外，还重点进行了史料辨伪。例如，关于清人笔记《燐血丛钞》的真伪，学术界争议较大。作者将该书节录的所谓“贼人（指太平军）著述”与真实可靠的文献相对勘，查勘出大量破绽，并发现书中不少内容系抄自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遂判定此为近人伪作。这一结论得到了罗尔纲等学者的赞同。又如，《太平天国文书汇编》根据浙江博物馆藏原抄件，著录了太平天国东阳县卒长汪长明抄存的“禀”、“呈”、“批示”共30件。作者根据太平天国的避讳制度，令人信服地考证出其中的后14件乃是清地方政府文牍，并非太平天国文书。《太平天国经籍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则是祁氏从事文献研究的一个总结性成果。该书首对太平天国印书逐一解题并校勘版本，复就近人所编太平天国文献进行述评，并采用“以字证经，以经证字”之法，分类笺释太平天国的专用字词；另专论“伪书考辨”，归纳出三条经验：充分发露破绽；抓住作伪铁证；愈经反复，真伪愈明。
    2.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等问题的讨论
    从1979年开始，围绕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史学界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大体上有以下三种不同看法。
    一是封建政权说。这是新近提出的一种观点。沈嘉荣认为，单纯的农民运动“不能变更封建土地所有制，打倒整个地主阶级。正因为这样，当它推翻旧的封建王朝以后，建立起来的只能依然是封建王朝”（注：沈嘉荣：《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四论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群众论坛》1980年4期。）。孙祚民指出，政体、 国体和土地政策是判断政权性质最本质的标准，而以后者为主，“由于太平天国基本上沿袭封建专制政权的模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国家中处于统治地位，从奠都天京到失败始终普遍实行承认和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允许和支持地主收租的土地政策，因此太平天国政权是维持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新的封建政权”（注：孙祚民：《判断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标准--五论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学术研究》1981年5期。）。 段本洛也认为，“封建生产关系仍牢固存在，小农经济原封未动，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政权”（注：段本洛：《太平天国革命的时代特征与前途》，《江苏师院学报》198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