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研究
    军事是一个传统课题，近期陆续有多种专著问世。郦纯撰《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全5册，中华书局，1982），考订和叙述甚详， 优于华岗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上海海燕书店，1949），不足之处是单纯研究战争史，且理论分析较略。张一文《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共分“战争”和“军事”两编，上编专论影响乃至制约太平天国战争胜负的战略行动和重大战役，下编探析太平军的领导体制与军队编制，以及军纪、训练、武器装备、后勤保障、阵法与战法、战略、军事思想等，内容更为系统全面。作者认为：“综观战争的全过程，太平天国的领袖和将士们，在战术运用方面，可谓灵活多变，得心应手，呈现出一幅瑰丽多彩的画卷。在战役指导方面，虽有‘得意之笔’，但从总体上看，仍显得有些机械、呆板，缺少灵活应变的能力。尤其在战略指导方面，则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重大决策屡屡失误，终于导致战争的最后失败。”（注：张一文：《太平天国军事史》，420页。）这种分析很有启发意义。
    北伐和西征是太平天国在定都之初相继发起的重大战略行动。张守常《太平天国北伐史》、朱哲芳《太平天国西征史》（合订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分别就这两大战役的具体过程，包括其战略、战术的得失，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和分析。关于太平军北伐失败的具体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定都天京，太平军便不倾全力或以主力北伐，导致北伐军孤军深入，最终全军覆没。张守常则分析指出，导致北伐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建都天京和孤军深入，而是在于天京领导层的决策失误，首先表现为指示北伐军快速前进，直取北京，忽略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壮大自己力量和政权建设；其次是命令北伐军在攻取北京之前“先到天津扎住”，结果北伐军屯扎独流、静海三个多月等待援兵，自动放弃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这就成为太平军北伐从胜利推进到终归于失败的转折点”（注：张守常：《太平天国北伐史》，1-13页。学术界对建都天京与北伐之关系的争议由来已久。在195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平天国》一书中，牟安世指出，太平天国在占领南京后，未倾全力北伐，错失了攻取北京的良机，进而认为建都天京是太平天国在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1963年，茅家琦、方之光刊文对前说提出质疑，认为从全国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正确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建都天京，据长江之险，分攻东南，徐图北伐；牟安世撰文回应，力持己说（详参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80年代初，学术界再次就此展开讨论，但仍然未能取得共识。）。这一论断较有说服力。
    安庆保卫战是关系到太平天国后期整个战局命运的一场生死决战。张海鹏从湘军的角度剖析此役，认为湘军取胜的原因在于客观估量军事形势，正确决断战略方向；总结失败教训，灵活运用以消灭敌方有生力量为中心的各项战术原则；统一调度与协同作战（注：张海鹏：《湘军在安庆战役中取胜原因探析》，《近代史研究》1988年5期。）。 这种分析深化了人们对太平军此役失败原因的理解。王建华则考察了太平军二破清江南大营一役，认为导致江南大营溃败的最直接原因是欠饷问题；李秀成“围魏救赵”计略之所以奏效，与何桂清出于与曾国藩争夺浙江地盘的考虑，有意阻滞江南大营援浙部队的行动有很大关系（注：王建华：《关于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常的几个问题》，收入《历史与社会》1辑，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180-190页。）。 张铁宝首次考订出天京重要堡垒地保城的确切地点和范围（注：张铁宝：《天京地保城考略》，《江海学刊》1986年3期。）。舒翼、 沈渭滨等学者对太平天国军事史也颇有研究，兹不一一详述。
    外交是早期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相关论著主要局限于探讨太平天国的反帝斗争。这一情形在近期有了很大改观。茅家琦在该课题研究上最有成就，所著《太平天国与列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是其旧著《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的增补本，写得颇具功力。该书在利用、参考大量西文资料和论著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太平天国与西方朝野交往、接触的历史，以及后期太平军与外国侵略军交战的经过，并探讨了太平天国后期的对外经济往来，英、法、美等列强“中立”政策的实质及其演变，分析了太平天国对外政策的得失。作者在书中重点阐述了两个论点：一是认为当时英国侵华的主旨是扩大通商利益，包括鸦片贸易和正常商品的贸易，而俄国侵华的主旨则是侵占领土；二是认为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失误在于未能利用清王朝与列强之间的矛盾，阻止两者互相勾结反对自己。
    王庆成则对太平天国的国际观念做了深入分析，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宗教、伦理思想有关，有着特别的含义。他指出，太平天国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无近代的国家主权观念，从宗教上的“天下一家”理论出发，他们一方面对西方国家持友善态度，引对方为打击清政府的同道，另一方面，又与传统的天朝大国思想相混合，奉洪秀全为“万国真主”，从而难以为西方各国所理解和接受。他认为，即使太平天国在国际观念上没有缺陷，也不会改变列强既定的外交投机政策，而“光复全部疆土，不能弃寸土于不顾”和“我争中国欲想全图”的强烈使命感，最终引导太平天国做出了反侵略的业绩（注：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观念》，《历史研究》1991年1期。）。此外， 关于太平天国的对外军火贸易和太平军中的外国雇佣军问题，近年来也均有专文进行了探讨（注：许金芳：《太平天国对外军火贸易的探讨》，《安徽史学》1993年2期；夏春涛：《太平军中的英国雇佣军问题初探》，《近代史研究》1994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