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在近期续有进展，其扛鼎之作为郭毅生著《太平天国经济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该书系作者据旧著《太平天国经济制度》修订扩充而成，分别探析了太平天国经济制度和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洪秀全的经济思想，《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的内容和性质，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实施，后期两种并行的土地政策，“着佃交粮”制问题，田赋与税收政策，商业政策与货币。对于一些较有争议的问题，作者均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例如，关于“着佃交粮”制问题，作者分析指出，该政策在前期就已付诸实施，后期则在苏、浙两省的许多县镇广为推行，“是太平天国的历史创举，是它区别于历代封建政权土地政策的重要特色”；鉴于佃户纳粮后不再向地主交租，加之通过领取“田凭”获得了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变相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因此，该政策“是对封建地主所有制的破坏”（注：详参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史》，238-282页。罗尔纲先生也持类似的观点。）
    文化研究方面，学者们摒弃了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期间视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之先声的说法，在认识上渐趋一致，认为洪秀全反孔主要是出于独尊上帝的考虑，并不意味着其反封建斗争的深化。其中，王庆成就太平天国对儒学态度的演变及其影响做了详细分析，认为在1853年以前，太平天国并没有否定和打倒孔子，相反，对孔子和儒学还相当尊重；定都天京后，洪秀全转而否定儒学，排斥古人，进行一种形式上而非内容上的反孔，这可能与他个人的心理经验有关，试图造成在独尊上帝的旗帜下前无古人的局面；在遭到杨秀清的反对后，洪秀全被迫下令停止焚禁古书，规定四书五经待删改后仍准阅读；杨死后，洪禁绝儒学的态度虽小有松动，但基本上仍坚持到底，遂使太平天国较难吸引知识分子，人才匮乏，成为导致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曾有学者据曾国藩致刘蓉书中“粤匪去冬未平，且复加厉。所睹四书，当以奉诒”等语，断言太平天国出版过删改本“四书”。王庆成根据香港大学孔安道图书馆收藏的刘蓉契据残片，考订出“睹”应作“赌”，“所赌四书”指曾、刘二人为分析时局而互相打赌押注的四种书，与太平天国曾否出版四书毫不相关，认为太平天国从未出版过四书五经（注：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379-398页。）。
    6.典章制度研究
    太平天国有着一整套较为系统周密的典章制度。该课题研究虽然一直受到重视，但由于难度较大，故直到近期才陆续有一批总结性研究成果面世。郦纯撰《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人民出版社，1956年初版，中华书局，1989年第二次修改本），探讨了太平天国的经济措施、官制军制、乡官制度、赋税制度、供给制度、教育考试制度、城市组织等，是最早一部较为系统的典章制度研究专著，但缺漏尚多，尤其是在头绪繁杂的官制研究方面。近十年来，华国梁、盛巽昌等学者拾遗补阙，就官制撰刊了多篇富有创见的论文。例如，华国梁通过考辩陈玉成封官受爵的经历，探讨了太平天国官制的变化规律，认为“前期级别简明，升陟有制；后期级别繁多，迁调无定”；另考证出太平天国后期的官爵等级共划分为5等24级，认为官员等级的增加与官员的冗滥互为恶性循环，导致官僚化日益严重，办事效率低下（注：华国梁：《陈玉成官爵考》，收入《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507-519页；华国梁：《太平天国的官爵等级》，收入《太平天国史学导论》，293-309页。）。盛巽昌分析了太平天国设置天侯爵的历史含义，认为此举表明农民领袖热衷于亲族地域网络，试图借此来维持与巩固既得的财产和权力，是一种等级世袭制的调节和均衡；侯爵在前后期由尊转贱，正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过程的写照（注：盛巽昌：《太平天国天侯爵考--兼论农民亲族地域圈》，《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4期。）。
    避讳在太平天国既是重要的礼制，同时又是盛行的习俗。吴良祚在该课题研究上最有造诣，所著《太平天国避讳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综合历史学、语言学和民俗学的方法，考察了太平天国避讳制度产生、发展与终结的历史，探讨了其避讳的分类、方法及其具体实施情形，论述了避讳在太平天国文献史料版本校勘、训诂翻译、辨伪考信等方面的作用；末章附有避讳禁用字160多个， 使该书同时又兼有工具书的性质。作者认为，该制度“承袭了我国历代的颁讳制度，但又体现了太平天国避讳制度的一些特点。它的浓厚的封建性与落后性是不言自明的，但同时又透露了太平天国进步文化政策的微弱折光”（注：吴良祚：《太平天国避讳研究》，304页。）。史式撰《太平天国词语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探讨了太平天国词语的六个来源及其衍生、发展的过程，太平天国推行专用词语的目的、方式和实际效果，并附有词条2000余。以上两书均将各自的研究推向了深入。
    太平天国政权不稳，且洪秀全后期立政无章，加之相关史料零碎分散，故太平天国地理研究一直较为薄弱。华强《太平天国地理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探讨太平天国政区地理的全貌，以政权建设相对完备的江南、安徽、湖北、江西、天浦、苏福、浙江七省和京城天京为主，对郡县之地理沿革、疆界四至，太平天国新建省郡县和避讳改名情况、攻占退出时间，各郡县守土官、驻防官等，进行了详细考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
    马定祥、马传德撰《太平天国钱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初版，1994年再版），是一部研究太平天国货币制度的专著。该书系统探讨了太平天国钱币的铸期、铸地、流通、折值、版式、特征、多寡以及鉴定真伪的方法，并将“天地会钱币”列为附录，填补了太平天国史和中国钱币学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作为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专著，周新国的《太平天国刑法研究》从历史和法学两个角度，依次考察了太平天国刑法的历史演变，刑律、刑罚和审判制度的来源及其内容，并就洪秀全与洪仁玕的刑法思想，太平天国与清王朝的刑法，做了比较研究。“天历”是太平天国自创的一种历法，谢兴尧、郭廷以、董作宾、罗尔纲、荣孟源等前辈学者都曾对之进行过研究。吴善中的《太平天国历法研究》（与周著为合订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史实与历理并重，对天历的历理、创制与颁行问题，天历的特点和天历六节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且富有新意。例如，作者否定了天历“是历史上空前进步的历书”一说，认为太平天国颁布天历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意在通过重定“正朔”来否定清政府的合法性，但由于漠视天象，片面追求“平匀圆满”，忌讳“亏缺”，天历编制得十分粗疏，不合农时，在科技方面并无可取之处（注：吴善中：《太平天国历法研究》，269-274页。）。
    此外，郭存孝探析了太平天国官印的颁发时间与颁发规程，以及它的种类、功能和特色；另考察了太平天国音乐活动的适用场合、乐器种类、音乐主管人员和机构等问题（注：郭存孝：《太平天国官印研究》，《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2期；《太平天国的音乐活动》， 《太平天国学刊》2辑。）。张铁宝则研究了太平天国绘画方面的定制， 认为其绘画以吉祥鸟兽、山水风景和花草图案为主要内容，这与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的规定有关（注：张铁宝：《从南京黄泥岗新发现的“作战图”谈太平天国人物画问题》，《文物》1986年4瞥。学术界对建都天京与北伐之关系的争议由来已久。在195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平天国》一书中，牟安世指出，太平天国在占领南京后，未倾全力北伐，错失了攻取北京的良机，进而认为建都天京是太平天国在战略上的一个重大错误。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