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共党内系统阐发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先驱者
     1916年8月，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中指出：“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他在次月发表的《青春》提到“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他在1917年2月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呼吁中华少年为“中华民族更生再造”而奋斗;同年4月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可以说，李大钊是中共党内系统阐发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先驱者。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中国梦的核心内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历史源流上看，中华民族复兴的话语和观念与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民族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从文字表述上经历了从“民族复兴”到“中华民族复兴”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断丰富过程。
     ■1894年孙中山提出的“振兴中华”，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先声
     从历史源流上看，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在对中华民族的自我定位上，包含了承认中华民族暂时落伍与重新赶超西方列强两个向度。这两种思想元素实际上在甲午中日战争前都已形成，前者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中国“船坚炮利不如夷”，后者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通过“师夷长技”赶上西方，“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但由于甲午战争前现代民族观念、中华民族观念尚未形成，自然也就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可追溯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发生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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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华民族开始有了觉醒意识，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开篇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的打击使少数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了“不如夷”，但朝野上下依然酣睡于天朝旧梦，大有雨过忘雷之意。被东方“岛夷”日本打败所导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中国面临“国无日不可以亡”的空前险境，才彻底打破了中央王国、天朝上国的千年旧梦——“天朝梦”。危机同时又是转机，正是在“天朝梦”坍塌的废墟上，催生了建设中华、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
     革命派领袖孙中山率先号召“振兴中华”。他于1894年11月在美国檀香山创建了兴中会。兴中会成立宣言明确指出：设立本会的目的“专为振兴中华”，该口号成了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先声。他在清末奔走革命的过程中，多次阐释了实现民族复兴、赶超西方列强的思想。例如，他在1905年的《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指出：中国通过学习西方，可实现超常规发展，不仅“突驾日本无可疑也”，而且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希望“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他在1906年给外国友人的信中提到：中国这一“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的复兴，将是全人类的福音”。
     这一时期，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1901年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最早使用了 “中华民族”的概念。值得重视的是，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还曾使用了“古学复兴”“复兴时代”等词，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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