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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来说，近代语境中的民族复兴，包括以民族建国为契机恢复民族独立，以赶超列强为目标恢复民族地位，也包括以“少年中国”号召恢复民族活力。梁启超在1900年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一文，痛陈“老大帝国”的衰落，展望“少年中国”重振，坚信“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他寄希望于少年，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民族复兴还包括民族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思想在清季也已萌生。1905年10月，邓实在《国粹学报》发表《古学复兴论》，预言“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其所谓“亚洲古学复兴”重点即在先秦时期中华元典文化的复兴。此时，中华民族复兴话语虽未定型，但该观念所包含的基本义项已比较清晰。 ■上世纪初期，时人纷纷从“文化复兴”、“文艺复兴”视角讨论民族复兴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与1912年中华民国的创立，不仅宣告了封建王朝的终结，开启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与思想变革，而且还为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形成打开了闸门，促进了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发展，从而促进了从汉民族复兴到中华民族复兴的观念转变。但是民国成立不久，内有复辟逆流、军阀混战，外有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民族危机继续加深，刺激了民族复兴话语的进一步发酵，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初具雏形，“民族复兴”一词也正式亮相。 有感于中华民国因缺乏作为现代国家基础的新国民而成为空招牌，“五四一代”思想精英侧重从思想文化入手寻求复兴之路。时人纷纷从“文化复兴”、“文艺复兴”的视角，讨论民族复兴问题。不过，具体依靠何种文化实现民族复兴，当时的不同思想流派有着不同的思考。 作为新文化运动论战一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把民族复兴归结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复兴。杜亚泉在《新旧思想之折中》一文中认为，中国固有文化“颇有足以证明西洋现代文明之错误，为世界未来文明之指导者”。梁漱溟在1922年出版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了“中国文化复兴”的概念，指出：在中西印三大系文化中，西方化已过时，印度化还早，“最近未来第二态度复兴”即“中国化复兴”;“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是儒家文化的复兴。 胡适、蔡元培等自由主义者，向往西方文明，他们把新文化运动定位为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从1917年6月回国途中开始使用“文艺复兴”一词。此后，他在中英文讲演中频频使用这一名词，并以“中国的文艺复兴”来特指新文化运动，或从广义上指称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蔡元培1923年10月发表了《中国的文艺中兴》的演说，他说：“照我个人推想，再加四十年的功夫，则欧洲自16世纪至17世纪所得的进步当可实现于中国。那时候中国文化，必可以与欧洲文化齐等，同样的有贡献于世界。” 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实现民族复兴不能靠东方文化，也不能靠西方文化，而要靠“第三种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这就在探寻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做出了全新的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