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十年间，中共党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就中共党史学理论而言，研究者在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史学思潮与中共党史研究、党史学家与中共党史研究，以及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上都取得了一定进展。本文拟对十年来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研究进展作一评述。
    一、近十年来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概况
    近十年来，学界围绕促进中共党史学理论发展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出版了若干专著和论文集，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学术研究论文，有力地推动了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就专门研讨中共党史学理论的学术会议而言，有在2001年召开的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的“面向新世纪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讨论会，2002年召开的由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和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举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学术研讨会”。2002年7月14日，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成立暨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学术讨论会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成立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的重要目的是为了“用一个组织的名义，来有效地整合全国中共党史学科的力量，为促进中共党史学科的健康发展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1]。各地也召开了一些研讨党史学理论小型座谈会。2008年3月至5月，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先后在扬州、苏州和南京召开了三次小型座谈会，分别就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三个基本问题：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史料学进行座谈。2009年11月20日至21日，江苏中共党史学会在南京召开了中共党史学理论研讨会。这是全国第一个由省级学会召开、邀请全国著名学者参加的该主题学术研讨会，取得了良好效果[2]（P4-5）。
    近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者出版了一些党史学理论著作，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代表性著作包括：《中共党史史学史》（周一平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共党史文献学》（周一平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党史理论纵横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郭德宏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党的领袖与党史研究》（王炳林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梁怡、李向前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中共党史学研究文集》（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等。代表性文章主要有：《中共党史学的性质、体系、理论与方法》（郭德宏，《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齐鹏飞，同上）、《论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文化取向》（侯且岸，同上）、《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杨凤城，同上）、《努力繁荣发展中共党史学科》（王仲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1年6月2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郭德宏，《学习时报》2002年7月8日）、《中共党史研究断想十则》（张静如，《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中共党史学怎样研究文化》（张静如，《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6期）、《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龚育之，《百年潮》2005年第8期）、《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不足与进一步深化的路径和方法--郭德宏先生学术访谈录》、（郭德宏、董汉河，《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中共党史研究60年》（刘国新，《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第1期）、《党史研究：减“五种倾向”加“四个要素”--答〈北京党史〉记者问》（石仲泉，《北京党史》2010年第4期）等。
    二、关于中共党史学科现状的评判
    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时代，人文学科研究受到较大影响，中共党史研究也不例外。齐卫平认为，对中共党史研究，党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实践有急迫的需求，理论界有较高的期待。但“社会认同度不高”，中共党史学科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这是目前党史学所处的尴尬境地。所谓的“边缘化”，在他看来：一是社会边缘化，即与社会发展的实践需求相脱离；二是学术边缘化，即一些其他学科渗入中共党史的研究，专业党史研究者和工作者反成为陪衬，失却了研究的主导地位[3]。对于后者，很多研究者有同感，多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入，确实拓宽了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深化了对问题的认识和研究水平，但如何处理好理论、方法与研究问题的关系，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着力研究。
    有人不认可把党史研究的整体态势判断为边缘化或萎缩的观点。代表性人物是党史学家龚育之，他指出，“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用‘萎缩’两个字来概括党史学界形势？恐怕不好这样说”，“恐怕是有萎缩，更有繁荣”[4]。张静如分析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短期内出现像上个世纪80年代的繁荣景象不太现实。但从历史学特别是史学理论由冷转热的趋势来看，包括中共党史史学史在内的中共党史学理论还是有许多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5]。对于当前党史学科的现实状况，应本着理性精神来评价。中共党史学属于基础学科，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那种研究热潮使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与外力作用推动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政治需要不无关系，当下的环境已不可等同视之。
    出于对学科未来发展的考虑，有人提议把中共党史设为一级学科。如丁俊萍认为：“党史党建学科就其整体来说，确实很难归属于这几个一级学科中的任何一个学科，而是一个跨多个一级学科的、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相对独立的一级学科。”[6]一级学科名称可以考虑定为“中共党史与党建”或沿用现有的学科名称，下设“中国共产党历史”、“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执政党建设”、“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党制度”、“政党比较研究”等二级学科，各二级学科根据学科建设的要求，设置若干个相应的研究方向[7]。
    此外，有的学者呼吁应尽快杜绝党史研究中的失范、违法现象。学术规范建设要加大力度，学术监督要加大力度，不虚美、不掩恶。学术批评要大力发展，对学术违纪、违法现象惩处要加大力度[8]。
    三、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若干基本问题
    中共党史学理论包含学科性质、特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学科功能等诸多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近来再次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
    （一）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
    学界对把中共党史学科定性为历史学，基本达成一致，只是在具体分析学科性质上有所区别。有的强调它是一门党性、政治性很强的学科，为提高执政党的执政水平服务，担负着重要的资政育人功能。有的则突出它是一门历史学科，需要客观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话语，需要将研究对象充分客体化。有的指出，研究可以有所侧重，既能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来探讨，但“最好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很好地统一起来，使其既具有历史学的科学性，又具有政治学的现实针对性”[9]。张静如则指出，把中共党史学说成是政治性非常强的历史学科是不科学的。这一说法混淆了学科性质和学科特点。学科性质指的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属性，至于特点则不是根本属性，它可以表现为一个或多个方面。中共党史学的根本属性是历史学，而它的特点不仅政治性强，而且理论性也强。因此，不能把学科性质和学科特点放在一起表述[5]。张文灿认为，党史研究首先具有一般学术活动的性质，要遵循学术研究规范，在学术研究规范指导下的党史研究成果是客观地服务于现实政治，并非主观地为其服务。中共党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这体现了它的学科性质；中共党史的政治性很强，强调的是它的功能；只有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上的中共党史研究才能真正起到“资政育人”的功能[10]。
    就目前而言，关于学科性质问题的分歧不多，难在如何处理研究的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学术研究贵在求真，只有真实的中共党史研究才能切实发挥“资政育人”的政治功效，否则功效可能相反。唯有循着历史学的学科规范和研究方法，沿着学术化的方向研究，才是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的路径。
    （二）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指的是研究客体，也即“研究谁”。中共党史研究当然应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研究对象。但由于关注点和分析视角的不同，研究者近来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差异。李向前认为：“党史研究的对象，不应超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党的决策过程和它的机制，以及党在相应问题上思想活动的范围。”“党的领导并不是无限制地延伸到所有方面和所有细节，因此党史研究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把历史叙述无限制地推进到一切方面去。同时党的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党的活动的限度，也不能超越这个界限。甚至对于那些超越了限度的历史教训，还应该给予总结。”[12]侯且岸认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应概括为：“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嬗变为背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13]杨凤城提出，中共党史既要研究中央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又要研究地方和基层党组织、普通党员和普通民众的活动。只有从决策者与执行者的互动中，从党和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党史的全貌[14]。从史学理论层面出发，周一平认为中共党史研究对象应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历史事件、历史言论、历史经验教训、历史发展规律、历史人物、历史器物、历史典章制度等。有直接的研究对象，也有间接的研究对象[15]。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对象还应包括“规律”，认为党史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上，而应该深入研究其中的“规律”。所以，把“规律”作为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对象更为完整[16]。这一提法是否合适，也还有待探讨。
    （三）中共党史学的理论体系
    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曾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九个方面：中共党史学体系的构建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中共党史学评价研究、中共党史学界著名史家评介、国内外中共党史学研究理论述评、中共党史学未来发展研究等[17]。这一概括符合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与学科实际，体现了学科理论体系的内涵。但近十年来，对这一问题有人提出了一些不同观点。郭德宏认为，作为中共党史这门学科理论的中共党史学来说，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以下七个方面：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中共党史学史；中共党史文献学和史料学；中共党史编写学；中共党史研究主体学[18]。也有人将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概括为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四个方面[19]（P20）。谢荫明认为党史学理论和方法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党史学理论、党史史料学和党史学史[20]（P269）。也有人认为，目前的党史学理论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科学、系统的体系，还需要从多角度、多方面来阐释和完善。中共党史学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理论：中共党史理论和中共党史学理论。其中，中共党史学理论，就是反思中共党史学自身的理论。从学科体系上说，它包括中共党史学史、中共党史学基本理论、中共党史史料学和中共党史文献学等[21]，可以进一步概括则是指导思想、基本理论、研究方法三个层次[22]。之所以会出现前述细微的分歧，在于对史学理论以及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关系有不同认识。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张静如对中共党史研究的中介体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即：“一、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二、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三、以群体社会作用为基础，以个人作用为契机；四、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五、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为辅佐。”[23]（P902-903）郭德宏则将其归纳为五个方面，即：（1）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2）社会结构理论；（3）社会运行理论；（4）社会发展理论；（5）历史研究方法，包括从事实出发、历史主义、阶级分析、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等[11]。
    （四）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研究者开始重视对中共党史研究方法的探讨，并取得一定共识。具体方法包括：一是中国传统治史的方法，如目录学、考据学、谱碟学、校勘学、编目学等；二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文化学研究方法等；三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系统方法、计量学研究方法、模糊方法等；四是其他研究方法，包括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历史逆向考察法、口述史学研究方法等[24]。
    陈振文提出应该建立一个完整有序包括不同层次的方法论体系：一是党史学研究的指导性方法，即指导方法。二是综合性方法，如“古今中外法”、立体研究方法。三是各种具体方法，如考据法、阶级分析的方法、顺（逆）向考察的方法、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相结合的考察方法、社会心理考察的方法。四是技术性方法，如统计分析的方法[16]。此外，在党史研究中还可以借鉴人类学方法中的田野调查法、社区研究法、跨文化比较研究法等以弥补自身不足[25]。
    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徐进提出，应该采取一种由下而上看待历史的视角，关注社会史视野下的党史研究[26]。杨凤城则更进一步指出，要把党史放在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的宏观框架内，放在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进行审视，要跳出党史看党史，做到党史研究的规范化、视野开阔化和多层互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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