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张翀传》中记载：“张翀，字习之，潼川人，正德六年进士。……世宗即位，诏罢天下额外贡献。其明年，中都镇守内官张阳復贡新茶。礼部请遵诏禁，不许。翀言：陛下诏墨未干，旋即反汗，人将窥测朝廷，玩侮政令。且阳名贡茶，实杂致他物。四方效尤，何所抵极。願守前诏，无堕奸谋。不听。宁夏岁贡红花，大为军民害，内外镇守官涖任，率贡马谢恩，翀皆请罢之。帝虽是其言，不能以（注：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这段文字主要记载张翀犯颜直谏，要明世宗嘉靖皇帝遵诏书所言，停止“復贡新茶”与“宁夏岁贡红花”，明世宗“不许”、“不听”，仍要进贡的事实。
    但《明史·张翀传》记载的这一事实，却与《明实录·卷十二》之记载完全不同，请看：
    嘉靖元年三月癸酉（1522.4.22）
    “初，诏书禁额外贡献。凤阳守备、太监张阳复进贡新茶。给事中张翀言宁夏所贡红花及镇守总兵官到任贡马谢恩，皆非令甲宜罢。礼部覆议：宜遵诏一切禁止如翀言。上是之。
    《张翀传》记载明世宗对张翀停止“宁夏岁贡红花”之建议“不能从”；《明实宗》记载明世宗对张翀的建议是“上是之”。采纳了张翀的谏言。
    是《张翀传》笔误，还是《明实宗》之曲笔？编修于明代的宁夏地方志中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嘉靖宁夏新志·土贡》中记载：“国朝岁贡红花、马。任土作贡，王制之常，岂以厉民，但马之为贡，犹易为力；惟红花，岁役数千夫始竟其事。所贡止五百斤，其织染之资固不藉此而足，人实不胜其困。嘉靖元年，给事中张翀悉其弊，奏止之。迄今人以为便。”
    《明实录》是当时所记，是皇家的原始档案，尽管也有曲笔，其真实性是较强的。保存于宁波天一阁的《嘉靖宁夏新志》，编修于嘉靖年间，是当时人写当时事，其真实性也是较强的。特别是《嘉靖宁夏新志》中记载的宁夏人对停贡红花的反映，迄今人以为便，最据说服力。因此，《明史·张翀传》记载嘉靖皇帝对张翀之谏言，“不听”，“不能以”，是失实的记载。
    地方志书，有存史、资政、教化三大功能，有时又可补史之阙，纠史之误，此即一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