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贵族有贵族的风流，武士有武士的风流，而僧人也自有一番风流。日本民族善于吸收外国文化，更善于取舍，对于佛教也是趋利避害。日本人既要享受做和尚的好处，也要保存人欲，一个民族的禁欲文化主要来自其民族的原始宗教、民族的传统道德，在日本既找不到禁欲的民族宗教，也没有形成禁欲的道德传统，因此，日本尽管引进了印度和中国主张禁欲的佛教，但他们在守色戒方面并不能坚持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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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圣德太子公元600年遣使来中国求法，直接从中国输入佛教之后，日本的贵族官僚纷纷建寺出家，于是官场的污秽进入了这本来应该清静的世界，有时候佛教竟成为统治人们、迷醉和欺骗人们的精神鸦片，寺院成为政治斗争的避难所。道镜事件之后，日本朝廷为了摆脱寺院和僧侣对政治的控制，一边迁都平安，一边整顿佛教，解除了山林修行之禁，日本的山岳佛教因此发展起来。
        新兴真言宗的空海和尚(774—835年)曾严格要求他的弟子隐身山林，严禁门下的和尚接触女性，更严禁女人上山入寺。但此时，酒色财气早已熏染了日本的佛教，而且禁欲毕竟不适应日本开放的民族性，所以持戒难以持久。日本人吸收外来文化尽管一开始是不假思索地全盘吸收，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就要加以选择甚至改造了，让它日本化，符合日本人的人性。佛教的色戒是与日本人的民族性根本冲突的，到平安时代中后期，以天台宗延厉寺为中心的日本佛教各宗派寺院再次控制政治、影响政权，寺院不仅拥有享有巨大特权的“不输不入权庄园”，而且豢养了大量的僧兵，这些人名为和尚，实乃光头武士，其跋扈连朝廷的武装力量也没奈何，谈何守色戒、不近女人?
     佛教密宗是纵欲的，因为它吸收了印度教性力派的“大乐”思想和实践，密教的流行使佛教从禁欲走向纵欲。空海的真言密教虽在日本大行其道，但其后来流行的原因可能与祖师的初衷相左。佛教是禁止弟子娶妻生子的，谈论这样的问题至少说明持戒不坚，但当时日本的僧人、尼姑谈婚论嫁、议论风流潇洒的比比皆是，比如日本中世着名的随笔作家吉田兼好，本来是一个和尚的他却在随笔集《徒然草》一书中总操心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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