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逐步推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一历史性转变使中共党史学界一扫万马齐ｙīｎ①的局面，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的繁荣景象。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这种变化和中国中共党史学界出现的新局面，无疑对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国革命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教授天儿慧所说，日本的“中国革命史研究似乎正处在大的转变时期。与此同时形成了两股带有特点的潮流。所谓转变，简言之，就是重新认识以前那种以毛泽东为中心，或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描绘中国革命史的基本倾向，不管对毛泽东，还是对中国共产党，都在重新做相对的研究”［（１）］。他认为，成为这种转变契机的，是１９７６年毛泽东去世，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重新认识以至否定等中国自身的一系列政治动向。天儿慧教授所指的两股带有特点的潮流是：１。日本学术界正在开拓中共系列以外领域里的革命史研究；２。开拓中共系列内的，不过是开拓非毛泽东系列或非中共中央系列领域里的革命史研究。从近十几年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看，确实如此。属于第一种倾向的是对国民革命时期非中共系列的运动、组织和领导人等的各种研究。例如，山田辰雄著的《国民党左派之研究》（庆应通信，１９８０年）和横山宏章著的《孙中山的革命和政治领导》（研文出版，１９８３年）等。研究论文也很多。山田辰雄著的《国民党左派之研究》，主要分析了２０年代国民党左派的组织基础、政治行动方式和政治路线。他认为，当前，中国共产党史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阶段，而国民党史的研究显然十分落后。在国共两党历史性对立依然存在的今天，综合研究双方的立场，重新编写中国现代史，这是未直接被卷入对立的外国中国学者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关于研究国民党史的意义，他认为１。以共产党史研究的成果为前提，补充中国现代政治史中的欠缺部分；２。通过研究国共两党对立的侧面，在中国现代史中相对地理解各自的政治路线；３。在弄清国共两党的一致点和对立点之后，理解国民党左派的重要性；４。为孙文研究提供新视角。１９８０年３月，以山田辰雄，宇野重昭、藤井ｓｈēｎｇ＠②三和姬田光义等为中心，成立了“民国史研究会”。该会提出的今后工作方针是：１。研究国民党代表大会；２。收集民国史有关文献资料，评估研究成果等。属于第二种倾向的，似乎还可以分成以下两点：第一，把中共中央内部非毛泽东的部分作为主体进行的研究；第二，以中共中央影响下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等所谓的地方和基层为中心描绘革命的政治动态的研究。今井骏、姬田光义、古厩忠夫、蜂屋亮子、石井明和横山宏章等分别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和刘少奇等毛泽东以外的政治领导人为对象进行了研究，他们相继发表了研究成果。另外，按照日本学者的说法，关于毛泽东研究，从前常见的对他的正统性和独特性要么积极评价，要么批判。而现在无论是评价还是批判，都努力做到有根有据，这种研究风气正在迅速加强。关于第二类问题的研究，对中共创立初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城市和农村群众运动的研究成果特别显著。在以前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尚无人对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非中央一级进行实证性研究。但是，７０年代末以来，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不少。例如，田中恭子的一系列论文活用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珍贵史料，她考察了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之间以及干部和农民群众之间在土地政策问题上的路线、政策和实践方面的各种问题。对晋冀鲁豫地区土地革命的研究，有加藤ｙòｕ＠③三、川井伸-和内田知行的论文。研究东北地区的，有姬田光义和西村成雄的论文。另外，小竹一彰的《国共内战初期土地改革中的群众运动》一书，对《东北日报》和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进行了详细的数量上的分析，并对两地区做了比较考察。
    野泽丰曾经指出过，“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只能从一张白纸起步”，在这中间“可以说在中国研究上出现了‘两条道路’的倾向。一方面是吸取中国革命的经验，另一方面是引进美国的中国研究成果。特别是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刮起了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的风潮。由此似乎认为中国现代史就等于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史就等于中共党史，中共党史就等于毛泽东思想史。就这样把对中国的认识一般化了”［（２）］。５０、６０年代，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对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影响很大，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美国出版的Ｉ·Ｂ·施瓦茨的代表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是对日本最早的也是最大的冲击。［（３）］该书对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影响之大，也可以从该书的译者之一石川忠雄的下述高度评价中了解到：“正如人们公认的那样，这本书在美国的中国共产主义研究中开创了新纪元。第一版发行后已经过１２年的今天，尽管也有各种各样的评论，但如果说它是空前高水平的研究著作，也并不过分”［（４）］。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７０年代末以来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出现了主体性变化，也就是说，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中共党史研究初见端倪。其主要表现有：
    １。编辑出版有关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的资料汇编。日本中共党史学界十分重视有关中共党史资料的编辑出版工作。７０年代末以来，继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持编辑出版《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共１２卷）之后，日本劲草书房又出版了由太田胜洪，小岛晋治、高桥满、毛里和子合编的《中国共产党最新资料集》（上卷于１９８５年７月２５日出版，下卷于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５日出版）。这套资料汇编收录了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十二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文献。编者认为，“作为亚洲大国的中国发生的大转变，不仅是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上的大事，而且必然给外部世界，尤其给同日本关系带来很大变化，并且现在正在带来变化”。日本劲草书房对出版这套比较系统地反映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资料汇编很重视，认为“这是了解现代中国的基本文献。”
    参加有关中共党史资料汇编的翻译和编辑的学者，推出了一批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宇野重昭、小林弘二、矢吹晋合著的《当代中国的历史１９４９～１９８５》一书，可以说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书中以下两点研究成果值得注目：（１）把当代中国分成两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进行研究，作者具体地分析了两个时代的特点和异同。在８０年代初，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足见日本学者的洞察力。（２）认为“文革”前十年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摸索时期。作者在书的“前言”中写道：“建国后的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也在进行各种摸索，遇到了各种挫折，中国的摸索也是人类的摸索。”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继北望社出版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会编辑，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共１０卷）之后，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苍苍社又出版了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补卷》（共１０卷）。国际上对这套２０卷本《毛泽东集》的出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有人把它当作是日本人对当代中国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具有史碑意义［（５）］。英国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对《毛泽东集》大加赞赏。他认为“由于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的编辑出版，日本人的作用大大地增加了。如果不是这套即包含公开版本的资料自１９７８年以来广泛出版，与今天的情况相比，我们关于毛的思想的知识肯定会支离破碎得多。”［（６）］
    ２。来中国收集资料和实地调查，促进实证性研究。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两国互派留学生多起来，日本的中共党史学者以大学客座教授或日本外务省特别研究员（后为专门调查员）等身份在中国长期滞留已成为可能，他们在中国收集了大量资料而且进行实地调查。有过方面经历的小岛朋之，天儿慧和村田忠禧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发表了不少专著和论文。与此同时，与中国方面的研究组织一起进行的共同研究也开展起来了。特别是自７０年代末以来，直接从中国获取研究资料已经容易得多。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我们出版的文献资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回忆录以及大量的学术著作。近年来，日本的图书馆有关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的馆藏迅猛增加，这大大改变了以往多从港台甚至美国查询和收集资料的状况。似乎可以说，这种利用我们的出版物本身就具有意义，这使日本学者的研究较少受到美国的影响，研究成果客观得多，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有些学者通过在中国的实地考察研究写出的著作，比其他时期更为深刻和实事求是。如，天儿慧教授通过在中国的两年实地考察研究，对邓小平的改革实践和思想理论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在《中国改革最前线》（岩波书店，１９８８年）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邓小平为改变中国经济落后面貌所做的带有战略性的贡献。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为当代中国制定的宏图大略：（１）邓小平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他认为２０世纪前半期中国的历史是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历史”。今天，独立的目标已经实现，但是民主、统一、富强这一目标却未能完全实现。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宏伟目标，只有到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实施。（２）邓小平的发展战略是求富强、求统一。他认为邓小平正是吸取了毛泽东的成功和失败两个方面的经验，所以邓小平的战略方针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政策上也具备合理性。他写道，孙文和毛泽东都没有完成的“祖国统一”大业要通过自己的手来实现，也许这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超越我们想象的宏愿。（３）对邓小平发展战略的展望。他认为奔向２１世纪，建立一个“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的邓小平战略，由四根支柱组成。第一是为发展战略服务的系统理论的形成；第二是为达到目的安排战略“布局”；第三是确立接班人；第四是确立下一代的领导体制。可以说，天儿慧的研究成果是很有特点的，有些方面的认识是值得我们很好思考和研究的。
    ３。持续的邓小平研究热。进入７０年代末以来，从总体上看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有一种本质上的变化，伴随这一变化出现了这个时期的研究特点是：研究对象多样化和研究方法丰富多彩。从数量上看，近十几年日本出版研究中共党史的专著和论文不多。但是，这个时期日本的邓小平研究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而迅速兴起，并成为日本中国学界的持续研究热点。而且，从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上看，似乎可以说日本学者的邓小平研究在国外的同一领域研究中很有些特色。
    日本的邓小平研究起步较早，但是形成研究热是在７０年代末以后。早在１９５６年日本元元社出版的吉田东ｙòｕ＠③著《中国革命的一百单八将》一书就介绍了邓小平的简历，并对调到北京任政务院副总理后，邓小平于１９５３年９月兼管财政一事做了评论。这是研究邓小平的较早的一本书。此后出版的党史著作都程度不同地有所论述和评论。如，１９７１年原书房出版的大久保泰著《中国共产党史》，１９７４年讲谈社出版的和久田幸助著《我的中国人研究笔记》等。１９７７年德间书店出版的和田武司、田中信一合著的《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传》一书，是写得很不错的邓小平传。它为后来日本学者研究邓小平的生平奠定了基础。１９７８年以后，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影响着中国的内政外交。这引起日本的中共党史学界的关注，于是形成了至今不衰的持续的邓小平研究热潮。
    从总体上探讨日本的邓小平研究，大至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即１。关于邓小平的生平研究，２。关于邓小平的思想与实践的研究；３。关于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的研究。
    １。不屈的革命家--日本学者关于邓小平生平的研究。
    和田武司和田中信一合著的《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传》（德间书店，１９７７年）一书，对邓小平的生平作了十分细腻的描述。书中写道：“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发生了以逮捕‘四人帮’为象征的重大转折。但是，继此之后更引人注目的，是原副总理邓小平的‘复出’。……如果你仔细端祥，他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从面部表情看是一个永不服输、精明强悍的人。而且，不知为什么，令人感到邓是一个有魅力又不能对他嫉羡的男子汉。具有这么一种独特风采的邓小平，过去虽然遇到‘文革’和天安门事件两次下台那种令人忧虑的事，但是今天又象不死鸟一样复活了，……四川人好争辩，这是自古以来就出了名的。据说有不少人整天泡在茶馆里口若悬河地争论。提起邓小平，首先让人想起他作为中苏论战的主角赴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进行激烈争论的情景。毛泽东亲自到北京机场迎接他的归来，以示慰劳。想起那场面，真是历历在目。因为他是四川人，所以在争辩方面是谁也比不上的。……邓小平不怕下台。他真的又一次‘复活’了，人们为这种‘奇迹’的发生感到惊讶。不过，人们在惊讶之时必须重新审视使‘奇迹’发生的他的实力。……人们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这件事，表明他的存在不是谁可以简单取代的。恐怕说邓小平是‘掌握中国命运的关键人物’也不为过吧。”
    日本中国学家内藤雄三在邓小平１９７８年访问日本时，在《诸君》杂志上发表了颇具特色的文章--《“五尺巨人”邓小平》，文章写道：“当今中国第一号实力人物邓小平是党的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他曾经三起三落。与他对照，邓的前辈周恩来总理被人称作‘不倒翁’，整个一生都走在阳光大道上，未曾有过一次跌落。一位是虽有跌落但又百折不挠地站立起来，现在正开创自己的时代；另一位是长期甘当毛泽东的助手，但在逝世前声望已经超过了毛。可以说邓和周为人们指明了刚与柔的两条成功的人生路。”
    ２。“中国历史的航船是由邓小平掌舵的”--日本学者关于邓小平的思想与实践的研究。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在《中国研究季刊》１９８６年５月号上发表文章认为，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和１９７８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因为这两次会议在中国现代史上起到了牵引力作用。”
    他写道：“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称作中国共产党的新的转折点，不仅在于工作重点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继续革命方针转为实现现代化，而且在于向现代化建设迈进的思想转变，即号召人们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我认为，这个功绩主要应该归于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历史的航船是由邓小平掌舵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机，纠正了‘文革’时期造成的思想混乱，完成了在新的条件下使毛泽东思想继续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艰巨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将会越来越发挥其威力。”
    小川平四郎以日本首任驻华大使的目光，敏锐地观察到邓小平“不是改革开放一边倒”的人，在邓的头脑里经常同时存在两个观念，即改革开放的观念和坚持社会主义的观念。他还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本质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７）］
    小林弘二利用比较研究方法指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１９４９年取得政权后革命还在继续，毛泽东在晚年还在探索“继续革命”的理论。而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主张首先发展生产力，用经济建设取代革命。小林弘二还在《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农村发展战略比较》一文中指出，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如兴修水利和增加粮食生产，但是这个战略有严重的缺陷，那就是无视人口、成本、市场这三个要素；邓小平的农村发展战略特征是家庭经营、尊重自主权，奖励先富、重视多种经营，以市场经济为方针并实行农村城市化。他指出，邓小平发展战略的中心任务是通过发展农业确保必要的粮食生产，同时促进产业结构的改革。［（８）］
    ３。“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第四位伟人”--日本学者关于邓小平历史地位的研究。
    被日本誉为现代中国研究泰斗的竹内实教授凭借深厚的中国历史知识功底，在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寻觅邓小平的位置。他提出，邓小平是继秦始皇、孔子、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第四位伟人。他的这种说法同我们一般所说的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三个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有所不同。但这种分析角度似可供我们参考。他在文章中写道：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仅有秦始皇和孔子已经不够了。于是，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把自己塑造成既掌握权力又拥有思想这一类人物。似乎可以说，毛泽东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秦始皇留下的全国乱立状态和军阀混战局面，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中国。毛泽东是一位以中华世界为对象奋斗终生的人物。如果把毛泽东放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研究的话，他应该在中华世界中占有一定的位置。抹杀毛泽东的名字，也就没有了中国革命的历史。
    在毛泽东之后，中国出了第四位伟人邓小平。邓小平从１９８０年前后开始着手改革开放，他是一位极有见识的人物。邓小平在干前无古人的事业。现在，中国的经济很有生气，商店里食品、服装等琳琅满目，电视普及。近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这些都是邓小平新政策带来的结果。
    邓小平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毛泽东的“自力更生”，似乎只能看成是一种闭关锁国，而开放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他比毛泽东开明。邓小平在看清方向的时候，又不与毛泽东断绝，而是一面继承毛泽东，一面看准新方向。也就是说，他在毛泽东铺设的轨道上跑的同时，又在同一个共产党内执行新路线，以敢闯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惊险动作。我认为这就是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了不起的本领。
    在我翻译《邓小平文选》时，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在党内会议上谈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那部分。他以三七开评价毛泽东的错误与功绩，阻止了对毛的批判。这样，中国的团结与稳定得到了维护。
    继承了毛泽东的邓小平路线，同毛泽东时代在内容上有变化。如果我们认真研究毛泽东在世的那个时代的话，也许会有什么新发现。毛泽东自己如果亲眼看到今天的时代，能否同意，我不大清楚。不过，我想他或许会出乎意料地同意的。这是因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有循规蹈矩的一面，另外还有现实主义的一面。
    有人问，为什么不再担任党的要职的老人，会有那么大的力量？我告诉他：这是因为邓小平先生的洞察力和他指引的方向。［（９）］
    注释：
    （１）天儿慧著《中国革命和基层干部》（研文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２）野泽丰编《中国国民革命史研究》（青木书店，１９７４年）
    （３）（４）石川忠雄、小田英雄译《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庆应通信，１９６４年）
    （５）麦克法夸尔等编《毛主席的秘密讲话》（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６）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７）小川平四郎著《父亲的中国与我的中国》（日本同时代出版会，１９９０年）
    （８）小林弘二著《中国对世界的认识与发展战略》（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１９９０年）
    （９）竹内实著《现代中国的历史性》（载日本《东亚》１９９４年６月号）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病头加音
    ＠②原字日下加升
    ＠③原字社土加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