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土地既是主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大多数农民维持生存和积累的基础。土地所有权是社会结构和政治权力的基础。因此关于土地制度的改革可以说一直都在进行。本文所讨论的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通常被定义为“无产阶级领导劳动农民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的革命”。①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又是一个现实问题，与当今的土地税收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土地使用制度诸项改革紧密相关。
    目前关于土改的微观和实证研究越来越多，对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的分析越来越深入。据笔者所见，至今关于中国土地改革研究的评述文章，以中文撰写发表的已有数篇，②对该研究领域的发展作了较清晰的总结。不过这些文章主要限于土改的依据、阶段、意义等方面，而对新近研究成果的梳理，以及理论与方法的评述均不够周全。因此笔者不揣浅陋，以最近国内研究成果为重点（主要是解放战争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试作一分析。
    一
    对于土改的研究，最初多以其与革命的关系着眼。早期的著作如《土地改革论》（胡伊默著，中华大学经济学会1949年版）、《中国土地改革问题》（孟南著，新民主出版社1948年初版、1949年再版）等，其作者主要是受中共影响的知识分子，目的是解释土地政策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论证土改的合理性。当然也有站在不同政治立场上的否定声音，③然而因受资料等限制，这些著作还没有深入研究中共土地改革的内部过程。
    除了当时所发表的一些访谈、感想、评论、宣传外，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王宗玮《土改准备期间之华美庄》（1949）、陆肇基《北京西郊土地改革》（1950），是解放初较早研究土改的学士论文。此外1950年至1952年新解放区土改留下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但长期未获得充分利用。专门化的土改实证研究则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蔚为大观，研究者从总结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角度出发，开展了对土地改革问题的广泛探讨，并取得丰硕成果。除众多专著外⑤，还有大量的党史、革命史、中国现代史教材，以及发表的论文。这些研究成果为数颇巨，几乎涉及土改的方方面面⑥，梳理了土改运动的基本状况，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参考基础。但许多学者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其研究大都限于“政策-效应”的范畴，强调的是作为土改合法性前提的地权分配不均、地主对农民的阶级压迫，同时肯定土改对革命战争、乡村发展及农民自身解放的积极作用，对土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消极面则往往概括为政策失误或执行错误；或是限于档案资料的掌握程度，对土改发生发展的微观机制及其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缺乏探讨，因而所见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一种面貌，得出的是同一个结论。
    而近年来随着土改研究的不断深入，已基本超越了证明土改合法性的革命史叙事阶段。相关研究不仅成果多，学术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一方面越来越重视对原始材料特别是档案的利用⑦，另一方面研究方法也转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的多元综合，分析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其中最有成就的当是土改的区域研究，如秦晖的《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析》（刊于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不是针对土改的过程，但他对土改的前提即地权集中的观点提出了“关中无地主”、关中有封建的新论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同是关于山东莒南土改的研究，王友明着重于土改中的地权变动和民众动员，他对山东莒南县的减租减息、土改、反特复查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张学强的论文更体现了一种叙事的写史风格，除对整个土改的叙述外，最后还利用三个村庄的口述史料，以减租、土改、反特、反霸、穷富等为话题，蕴含了对土改斗争合理性的质疑。⑧张鸣的《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运作（1946-1949）》（《二十一世纪》2003年4月号）对中共在土改中的动员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特别注意到日常伦理与运动伦理之间的矛盾，颇有启发意义，但其着眼点为动员的权力机制，并把土改看做中共打内战的工具，值得商讨。张佩国《山东（老区）土地改革与农民日常生活》（《二十一世纪》2003年4月号）从农民日常生活的话语与道德逻辑来认识土改实践，认为“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组成了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制度，在正式的制度安排向乡村的地方性知识渗透过程中，官方文本中‘革命’的意义已逐渐让位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
    江南地区历来是社会经济史关注的焦点，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学者们主要分析了土改对传统农民心理的多重影响，论述了土改的阶段和过程，以及土改前后农村生产资料占有的变化⑨。还有学者们考察了吴江县开弦弓村的土地改革，注意到了当地双层地权的经济特点，作者除采用档案资料及土地证之外，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访谈，以口述史料为主来叙述了江村划分阶级与分配土地的过程，反映了农民对土改的真实心态。⑩还有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与《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差别作了分析，并简要叙述了苏南土改后无锡等县土地的征收与分配情况。（11）新近比较全面的研究是《苏南土地改革研究》（莫宏伟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论述了土改前夕的苏南农村，土改政策与苏南土改基本过程，苏南对地主的斗争，郊区土改，土改中对工商业、富农经济及公地特殊土地的处理，土改中的重大偏差，黄炎培、柳亚子与苏南土改，土改前后各阶层思想动态，土改后的苏南农村等。其内容涉及苏南土改的多个方面，但总体上是一个宏观的平面化的研究，较少吸收乡村研究的新成果。总之，关于土改区域研究的相关成果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12）
    目前最引人注目的是口述史研究和微观的村落研究。在孙立平等人主持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展开了20世纪下半期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的收集，主要是陕北骥村、河北西村的土改与乡村生活，并以此撰写了一批研究论文，（13）从社会动员与历史记忆的视角，分析了土改对农村权力结构的影响。代表作是李康的博士论文《西村十五年：从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东村庄基层组织机制变迁》（1999），他采用大量的口述史料，重点对一个村庄进行研究，深入挖掘资料，对许多传统论点提出质疑，其研究对象是基层组织机制的变迁，采取的视角主要是党、国家对民众的社会动员。在一些社会学家的著作中，土改是放在1949年以来村庄变迁的视野中来叙述的，在这里土改是对村落社区的外来冲击，它与传统经济文化构成了互动。（14）卢晖临的《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社区研究的发现》（《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在涉及对土改的描述中，则强调了农民平均主义的影响。
    随着近年来对下层社会心理心态研究的重视，学者们对于土改中的农民心理也有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如李金铮的《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李立志的《土地改革与农民社会心理变迁》（《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4期），但总体上仍限于政治意识觉醒和平均主义的描述。
    最近，受“话语-权力”理论的影响，研究者开始注意土改的表达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黄宗智的《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一文，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土改中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关系进行分析，拓宽了土改研究的视野。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和象征资本》（《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在研究福建阳村土改时，则把焦点聚集于阶级划分中的象征资本生产。李放春的《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提出了一种贴近经验的解释策略，试图在“中国革命现代性”的视域下重新审视北方土改，并通过具体考察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话语--历史形成来揭示北方土改的一个革命现代性结果。纪程的《话语视角下的乡村改造与回应--以山东临沭县为个案（1941-2005）》（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从三个主题词--“诉苦”、“翻身”、“动参”入手进行分析，认为通过土改，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阶级话语”嵌入到乡村社会中，实现了对乡村小农民众的政治动员。这一话语特点其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中共通过土改成功地获得了进入乡村小农社会攫取资源和整合农民的合法性。
    从已有的研究论文看，还涉及土改后是否两极分化（15）、农村社会结构（16）、土改与基层政权建设（17）、土改政策（18）、土改与华侨（19）、土改中民主人士思想改造（20）等多个问题。高王凌还在《土地改革--“改天换地”的社会变动》（21）中专门探讨了土改的多重意义。
    二
    （一）土改的依据和政策
    土地是农村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因此解决土地问题成为动员民众、解决社会诸问题的关键。外国有学者认为中共一直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革命的策略。对中共土地改革高度赞扬的美国学者杰克？贝尔登认为：“在中国，土地改革是一项无可比拟的革命的和军事的策略。”（22）日本学者田中恭子指出：“中共土地政策激进化的直接因素是军事性的。”（23）胡素珊也同样认为：“土改究其实质也是一项共产党为其夺取政权这一直接利益而服务的政策。这也是共产党人自己的看法。”土地革命摧毁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垄断，这是创建一个新的权力机构的必要步骤。（24）
    受此启发，最近有学者认为，土改既然是一种动员民众、赢得战争的策略和政策，那么，土改的条件就不是取决于土地占有是否集中、租佃制度是否发达、剥削是否严重，而是要看是否已发动了群众，是否达到了民众动员的目的，只要群众不发动或发动得不够彻底，土改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进行。（25）即使在没有土地问题存在或问题不严重的情况下，也会强调土地问题的存在或严重程度，“目标不是财产平等，而是联合穷人反对其他人”（26）。仇视贫富分化的心理，成为农民起来反抗的重要动力。
    在地权不均导致贫富分化的传统观念下，平分土地被视为“耕者有其田”的主要方案。对于平分土地作用的讨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土改研究之始就成为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代表性的观点有：（1）平分土地的政策应当充分肯定或基本肯定。自土地革命以来到全国解放后，基本上是实行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方法。平分土地并不是主张绝对拉平，因而并不必然会侵犯中农利益。实行平分土地的结果，得到的正是土地还家。（27）（2）平分土地必然会侵犯中农利益，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实际效果来看，都应当完全否定。（28）正如有学者指出，把人口作为分配土地权利的依据，无论如何得不到稳定的产权边界。（29）
    当然，仅以土改的动机及目标来解释政策似有简单化之嫌。（30）最近有学者通过对1946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转变原因的细致考辨指出，不少专注于土改动员目的的论者，恰恰忽视了“五四指示”的形成并非因内战全面爆发而来，而是中共中央在突如其来的农民运动面前，基于对1927年革命失败所总结的经验教训所采取的应变措施。（31）为了争取中间势力，中央还提出了土地赎买政策，并在陕甘宁边区等地进行了试点。（32）但中央的温和政策到了地方以后，多数情况下被简单化为付诸群众斗争。这种观点与土改动员论是各有侧重而实不相悖，解决土地问题被视为革命胜利的基础，土改的激进发展也自是顺乎其然。
    土改还需要土地所有权法律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影响财富分配或资源配置。（33）随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的深入，理论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评价提出不同的看法：有学者以湖南邵阳地区为例，指出暴力土改造成了《土地改革法》的夭折。（34）也有学者认为土地改革有着严密完备的政策、法规以及审慎的步骤，并取得了伟大功绩。（35）也有学者强调：“我们决不能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以亲历的四川新繁县土改为例，指出在土改中对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地主本身的保护。（36）但他们均未揭示土改激进发展的深层因素，尤其是群众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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