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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权变动与经济绩效 传统观点认为土改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37）。但一些海外学者以“现代化”的分析模式，对租佃制度的弊端、土改的积极作用等进行质疑（38）。有学者也提出，土改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确实发生过一些不好的影响和消极的作用。土改中的过火行动直接破坏了生产力，对富农的过分打击，特别是几次实行按人口平分土地，使平均主义思想在部分农民中得到发展，影响了他们特别是中农发展生产的积极性。（39）不过，仅仅意识到维护或打击了哪个社会阶层，仍是停留于检讨政策和做法对错的表层，忽视了保护土地产权和推进制度建设的普遍适用性。 也有外国学者指出，分配土地本身并不能在中国产生健全的农业经济。它既不能创造出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也无法消除过剩的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40）这个看法实际上涉及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小农经济发展水平的讨论。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落后归根到底是因为众多的人口蚕食了农业生产的剩余，使农业无法提供启动工业发展的资本积累。（41）也有学者提出旧中国农民在社会最底层忍饥受寒的同时，他们的劳动价值的40％左右通过种种渠道被榨取了，（42）因此强调革命对解决土地问题的作用。 对于土改后农村的经济变化，近年来亦有较多探讨，实际上仍涉及对土改经济绩效的评价。一般认为土改后农村出现了中农化趋势和一定范围内的贫富差异现象（43）。但就全国而言，因土地买卖导致经济成分升降的农户所占比重很小（44）。土改后土地租佃的数量同样也不多，大多属于农民内部的正常调剂，雇佣关系、借贷关系与解放前已有很大不同，绝大多数发生于普通农民之间（45）。就苏南农村而言，土改后也发生了一定数量的土地买卖、租佃、雇佣和借贷关系，均属正常范围内的生产要素流动（46）。以中农为主干的个体农民在土改后所发挥出来的，是“发家致富”、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并不完全是互助合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47）。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对新富农的政策最初是允许其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很快就把新富农的生产看做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发展的集中体现，转而限制直至消灭新富农（48）。 （三）社会重构和阶级理论 如何把农民动员起来，使其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这是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任何力图有所作为的政治力量都面临的一个最具挑战性的问题（49）。其中，阶级划分是中共改造农村的出发点，他们成功地摧毁了原先精英的社会和经济基础（50）。而贯穿其中的诉苦运动，通过把“自然状态的‘苦难’和‘苦难意识’加以凝聚和提炼”，使它们“穿越日常生活的层面”，建构起与“国家的框架”的联系（51）。有学者对诉苦的动员技术作了更具体的概括，指出“通过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号，确立了诉苦光荣的舆论空间；通过集体开会和典型示范，削弱了农民诉苦的种种顾虑；通过苦主选择和会场布置，激发了农民的愤怒与仇恨；通过诉苦与分配、诉苦与算账相结合，打破了可能出现的僵局；通过追挖苦根和道德归罪，使农民苦难有了宣泄的对象。借助种种动员技术和策略，共产党得以将乡村民众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轨道，顺利实现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的目标。”（52）诉苦中农民与地主的对比教育，使农民“找到穷是如何来的原因，认识到两个阶级到底是谁养活谁”的道理。通过这种道德色彩浓厚的经济挖根，阶级划分给农村社会打上了长达几十年的政治烙印（53）。 作为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利益调整过程，土地改革在改变着农村经济秩序的同时，也在建立着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秩序（54）。在此过程中，阶级视角下的各阶层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他们的言行表现和国家的政策一起促进了新的乡村权力机构和基层政治格局的形成。而最近的研究受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在描述农民行为时，展示了一种新的解释方式。（55）在对老区土改的分析中，中农作为人口、土地均占有半壁江山的庞大阶层，常常处于被打击的境地，中农因而对发家致富采取回避态度，甚至消极地吃喝浪费。同时打击中农也影响了贫农的心理。（56）土改中的基层政治精英也受到了高度关注。有学者以土地改革区域的中低级干部为中心，通过对他们在这一运动中几经浮沉的命运的观察，透视中共在驾驭这一历史巨变时所呈现的非同一般的控制力及面对社会政治潜流翻涌而做的强力应对与危机处理。（57） 简言之，以往研究主要是按土改划分的阶级来分析农民对土改的反应，此种划分遗漏了阶级符号以外的社会要素，使土改研究与乡土社会分析成为貌合而神离的两张皮，前者注重运动与动员技术，后者着眼于乡土秩序的还原。只有较少的学者关注到了乡村农民的身份、地位和内部网络。（58）农民性格具有多面性，他们不是单纯的理性人，也不仅是生存伦理所能涵盖的。目前基于理性选择、动员技术的理论分析非常严密，但按其理论思路建构的痕迹过于明显，缺乏细致的个案透视，因此对乡土社会内部关系的考察似嫌不足。而对中农细分的技术处理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分层的认知问题。 （四）农民社会心理变迁 一般认为，土改激发了农民的政治热情，增强了其参与意识。学界研究了土改对农民心理的影响，主要观点有：（1）土改中妇女的政治思想觉悟空前提高，她们主动废除封建礼教文化，使民间信仰日渐衰微；并以空前高涨的政治激情和参与意识，大力支持解放战争（59）。（2）农民经历了从胆小怕事、顾虑重重到积极向上的态度转变（60）。（3）政治意识淡薄、政治地位低下的农民之所以能够激发出高昂的政治热情，爆发出惊人的政治能量，与中共在土改中的动员和教育密不可分。政治意识觉醒后的广大农民，踊跃参加乡村各种政治组织，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成为中共领导的农村基层组织的骨干，从而根本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格局。（61）（4）谋求社会公正合理，改变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是根据地民众投身革命的直接政治心理动因（62）。（5）土地改革对农民社会心理转变的影响，即由“知足常乐”到“发家求富”，政治心理由保守到激进，以及家族意识的淡薄与阶级意识的成长，民间信仰的衰微与领袖崇拜的形成（63）。（6）在诉苦、翻身、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建立在感激和敬畏双重基础上的国家认同”。对农民而言，土地、房屋、财产，“这一切都是毛主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给的”，亦即国家给的，国家圆了一个普通农民最朴素的梦。同时这种感激又是和敬畏联系在一起的，能够将农民敬畏的对象打翻在地的力量，农民对其不能不产生一种或明或暗的敬畏。而这一点与传统社会中农民的皇权思想，一拍即合。（64） 对农民“平均主义”心理及其表现的评析是近年来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有学者指出，土改强化了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土改弱化了乡村社会的血缘关系，却通过平分土地将一部分流出土地的农民又拉回到土地上，强化了广大农民对私有土地的依附性，强化了他们的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因而地缘关系又得到了强化。（65）也有学者认为在正常秩序下，对财产的敬畏和尊重是明面，平均主义是暗面，后者潜伏在农民心理的角落。在暴力打破正常秩序的特殊情况下，平均主义就可能陡然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泛滥。像暴动中的杀富济贫一样，土改运动也体现了农民的这种平均主义。（66）诚如毛泽东所言，“私有”是农民的“天性”，（67）而这种私有“天性”却正是“公有”与“共有”的对立物。列宁指出，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68）个体小农经济产生之后，它作为一个生产单位，一方面将劳动好坏与劳动报酬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则与商品经济共存，自身就具有自发的竞争激励功能、求富向上的欲望和市场基因。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生性决定了它与平均主义的根本对立。（69）同时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与生存状态相关联的。当部分农民濒临生存危机的边缘时，均富贫的动机特别强烈，或较富有的农民出于安全等考虑也会帮助和救济穷人。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个体小农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绝不是追求平均，所求的乃是一家一户的发财。他们既不轻易允许别人来分享自己的财产（从家产继承的纠纷可见一斑），也不敢随意侵犯别人的财产。（70）而在农村集体化进程中，农民对“一大二公”的生产分配方式一次次地抵制。这是一种生存伦理，简单地以平均主义概括既不公正，也容易陷入“进步”或“落后”的二元评价。 三 总的看来，30年来中国土地改革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仅是择要而述之，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经济变革已使中国社会和学术环境迥异于革命年代，由此产生的话语转向和解释策略的变化，日趋精细的专业化和对外交流的扩大，不仅使我们能以世界的眼光来考察中国，更使得跨学科研究能够相互促进。然而，如何在既有的研究基础上创新，需要认真审视和勇于超越以往的成果。笔者试就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首先，要更加深入地发掘和利用资料。 新史料对研究的推进作用自不待言，不少学者正是利用各地档案资料大大推动了土改的区域研究，但同时也带来了对史料选择鉴别的问题。如最近胡英泽通过对黄河滩地册的研究，指出清初至民国关中东部既有特殊背景的地权平均，又有家户私有的地权不均，地权分散与集中现象并存，这和“关中模式”地权分散的观点相矛盾，同时土地买卖率也不像“关中模式”所认为的那样低。（71）挖掘关键资料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但其占有利用的失度却削弱了可供公平对话的基础。因此史料的公共性建设是当务之急，然而近年来对于档案的编辑整理远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72）有关部门倘能编纂目录，利用互联网建立资料目录库，供学者在线检索、查阅和网上咨询，扩大开放度，将会进一步推动对土改的研究。此外，报刊、账本、地方志、日记、文集、小说均是重要研究素材，但利用尚待加强。同时，长期定点的田野调查也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亟须拓展研究主题。 土改前地权和社会状况是乡村中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但目前远不够深入。（73）重事不重人，对于土改中地方网络运作分析亟待加强，特别是对原国民党统治中心的江南地区，土改队伍的来源和思想状况罕有探讨，对原行政人员、乡村教师、小商贩、乡绅、土匪、民主人士是如何参与其中，家庭、村庄、宗族关系又如何作用于土改少有分析，以致缺乏历史感而难以给人深刻的印象。 或许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影响，土地研究中有着浓厚的“农民情结”，但对农民自身却缺乏深入探讨，包含农村各阶层的整个生态环境未引起足够关注。（74）这提示我们应结合区域社会文化加以分析，避免以理想图景和主观的价值判断来遮蔽农民非常实际的生存动机，及由此呈现出来的多重面相（75）。关注农民的生活世界与内部冲突也许比国家对农民的控制更有意味。此外，尽管土改中的农民动员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但其表达多集中于语言、行为上，对于从图像（76）、声音（77）、身体（78）等特殊元素的考察有待探索。 最后，对一些理论的运用还要慎重。 在以往有关土改研究的大部分成果中，充满了“社会结构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的结构主义解释。（79）理论框架的一元化，给论据的选择、资料的鉴别带来了阻碍，新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借鉴也同样存在生硬的痕迹。为此，我们要慎重借鉴现代化范式与国家社会理论，防止简单地为经济绩效和社会公平提供注脚。否则，活生生的人不见了，符号化的形象却比比皆是。从农民日常生活出发来探索土改发生的社会历史空间，可能会更全面地再现土改的实践构造，更好地理解国家权力和村落社会互动中的话语表达和社会记忆。 当然，今后的土改研究依然是以过去的成果为基础。在乡村城市化的浪潮中，总结历史地制度的变革、乡村的治理、农民权利的保护及其主体性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 注释： ①陈道主编《经济大辞典？农业经济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第69页。 ②《土地改革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张学强：《1979年以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0期；张佩国：《中国乡村革命研究中的叙事困境--以“土改”研究文本为中心》，《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叶明勇：《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运动研究述评》，《北京党史》2008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