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
    董汉河：郭教授，您是党史研究界的著名学者，相关论著甚丰，堪称等身，且思想比较解放。早就想就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问题，对您作一学术访谈。您将自己主编的大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赠我后，方知您早就对这一问题下过大功夫。大著收编相关方面研究专家的论著23篇，堪称力作。但正如您在大著《后记》中所云：“这本论文集的缺点和不足，一是各篇之间的深度、广度不够平衡，有的详尽，有的则比较简略，甚至不够全面；二是有些方面的内容没有涉及，如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史、组织史、政治制度史、军事史、社会变革史等，因开会前没请到合适的作者，后来又没有及时补上，这是要请读者见谅的。”此外，大著编成于2002年，这些年中共党史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因此，就相关问题对您作进一步的学术访谈还是有必要、有意义的。
    首先，请您就上述大著中的相关内容作全面简要概括的基础上，重点谈谈2002年到2008年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
    郭德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一书，是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等单位，于2002年4月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2004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为召开这次会议，我们约请了有关方面的专家，从20个方面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共党史研究作了概述。其中唐培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新进展概述》，从总体上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作了概述；我自己写的《关于党史学理论和方法》，对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作了概述；邵维正、姚金果、刘晶芳、何理、萧甡分别对民主革命时期各个阶段的中共党史的研究作了概述；庞松、谢春涛、王海光、汤应武分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个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作了概述；周淑真、董志凯、武力、王炳林、田海林和林小波、章百家分别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中外关系等方面的中共党史研究作了概述；鲁振祥、唐宝林、唐洲雁、温乐群和李健、许先春等分别对中共领袖人物及其思想理论的研究作了概述。书中的具体内容我就不细说了，下面谈谈一些总的看法，以及书中没有说到的一些方面。
    总的来看，我认为三十年来中共党史①研究最主要的进展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出版了大量的新资料。在1978年以前，中共党史研究主要是依靠1957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以活页形式印行的内部资料《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俗称“三口袋”），而且这些材料还不是什么人都能看的，要分级别。1978年，人民出版社重印了这“三口袋”。此后，中央档案馆选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②，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③，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编纂的《当代中国》丛书④，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65）⑤等大型的中共党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资料丛书，陆续出版。各地的档案馆及中共党史研究室，也编辑出版了大量的地方党史资料。近年仍在继续出版的，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根据苏联解密档案译编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⑦等。
    除了上述公开出版的以外，有关单位还内部出版了很多中共党史资料。例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辑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以及后来编辑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规模宏大，资料极其丰富。2001年内部出版的房维中的《在风浪中前行：1978-1989》，以及近年有的学者编辑的《往事》《记忆》等内部通讯资料，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材料。
    在大批的人物传记、年谱、选集、文集以及自述和回忆录中，也提供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特别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传记、年谱、选集、文集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近年出版的文集有《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六册）⑧、《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三册）⑨、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编的《秦邦宪（博古）文集》⑩等；自述和回忆录有《刘英自述》（11），《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12），吴江的《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13），满妹写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14），陈锦华的《国事忆述》（15），《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16），《杨尚昆回忆录》（17），《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18）等；传记有《陈云传》（19）等。
    另外，香港也出版了很多重要的资料。例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宋永毅等八位华裔学者编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是迄今为止全世界范围内收藏“文革”资料最丰富的一套文库，有近3000万字（20）。其他还有余习广主编的《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21）；郑仲兵主编的《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下册）（22）；张显扬、史义军编写的《胡耀邦年谱长编》（三册）（23）、《赵紫阳中南海十年纪事（1980-1989）》（上下册）（24）；宗凤鸣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25）；盛平主编的《胡耀邦思想年谱》（26）等。
    史学是实证科学，没有史料就无法进行研究。以上这些档案资料及自述、回忆录的出版，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有力地推动了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
    第二，有关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研究取得明显进展。过去，中共党史只是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或一门政治理论课。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有的学者提出应该建立一门中共党史学。从此以后，关于有没有一门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学的性质、特点、类型、对象、内容、功能、指导思想、体系等问题，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这方面，提出最早、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是张静如教授，他不仅发表了多篇文章，还出版了《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27）《中共党史学史》（28）等书。他最早提出中共党史学是历史学科，并提出“党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奋斗的历史发展全过程”（29）；“中共党史学的主体部分的研究体系和研究重点要体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核心内容”；“在党史研究中，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衡量政党、集团和个人的历史作用，评判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和意义”（30）等重要观点，对于中共党史学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周一平教授也发表了多篇文章，出版了《中共党史史学史》（31）《中共党史文献学》（32）等著作，并提出应该把政治和学术分开，让政治与学术互相独立，认为把政治与学术合一、混淆，不仅在世界学术界看来是可笑、可鄙的，而且是最危险的，会堵塞言路（33）。我认为，他们讲得都是非常好的。
    除以上两位学者外，其他学者也提出很多重要的观点。例如齐鹏飞认为，除了发挥中共党史的意识形态功能、借鉴功能、政治宣传功能、为现实服务的直接性的实用功能、教育功能、“求善”功能，即社会价值以外，还应该发挥它的学术功能、认识功能、为现实服务的间接性基础功能，即学术价值（34）。杨凤城也认为，中共党史不仅是一门党性、政治性很强的学科，“作为一个知识领域、学术领域，它本身就有存在的价值和文化学术功能”（35）。郭若平认为，美国著名功能主义社会学家罗伯特·K. 默顿提出的“中层理论”（又称“中距理论”）也可以应用于中共党史研究，以克服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宏大叙事现象，实现中共党史研究从政治史式的“宏大叙事”向具有“中层”性质的研究方法的转换（36）。这些观点，对于推进中共党史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
    第三，研究范式趋向多样化。过去的中共党史研究，基本上是以革命斗争为中心，以阐释中央的文件、决议和领导人的著作为主，可以称之为革命史范式或阐释式党史。近三十年来，除了传统的革命史范式以外，很多学者还提出了现代化范式、社会史范式，以及后现代范式、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范式、多重范式共生等等。其中影响较大、成果较多的是现代化范式和社会史范式。著名中共党史学家胡绳就赞成以现代化为线索写近代史，其中当然包括中共党史，这是对传统中共党史研究范式的大突破（37）。1991年，张静如发表《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38）的文章，提出应该以现当代中国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并先后主编了《中国现代社会史》（39）等书。他认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应该把革命史模式、现代化模式、社会史模式统一起来（40）。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除他们以外，苑晓杰的《论中共党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41），沈传亮的《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多重范式共生趋向分析》（42），何云峰的《也谈中共历史研究的范式》（43）等文章，也谈到研究范式转换的问题。
    第四，研究方法多样化。过去的中共党史研究，采用的主要是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以及文献阐释方法。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学者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采用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方法，以及自然科学方法。其中应用比较多、成果也比较多、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三种：
    一是社会史研究方法。近年出版的有黄正林的《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44）《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45），王义祥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46）等等。还有不少文章，如谢宏维、邹芝的《袁文才、王佐事件再研究--中共党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视角》（47），从社会史的视角解读了袁文才、王佐被杀事件的原因和背景；梁敬明的《集体化及其困境：一种区域史的分析思路》（48），从社会区域史的视角，以浙江郑宅镇为例，分析了这一时期由于农民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农业生产效率下降，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处于“困境”之中的情况。王炳林、马荣久的《从社会心理看私人资本主义在新中国头七年的历史命运》，则运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当时人民群众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和当时已经出现的崇拜和依从心理，对于推动私人资本主义走上“绝种”之路产生的重要影响（49）。田野调查方法是社会学的一种重要方法，很多学者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也注意采用，取得很好的成果。
    二是口述史研究方法。近年出版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例如鲁林、陈德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口述实录》三卷（50），《中华人民共和国口述外交史丛书》（51）《当代中国口述史》（52），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53），张军锋主编的《八路军老战士口述实录》（54），周言久主编的《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55），王旻主编的《浙江改革开放30年口述历史》（56），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的《以共和国名义判决：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前后》（57）等等。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口述史”课题组编写的《山西抗战口述史》（58），是在搜集1500多位亲历者口述资料的基础上，筛选737人次的讲述编成的，兼具史料性、学术性、生动性，备受学者称赞。陈伟刚还专门撰写了题为《口述史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硕士论文，深入探讨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如何采用口述史学方法的问题（59）。徐国利的《关于抗日战争口述史研究的几个问题》（60），王宁英的《“文革”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61）等文章，也都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刘志琴认为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的兴起，是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并说“这两者标志着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这是历史学进入21世纪的重要倾向”（62）。
    三是个案史研究方法。很多学者不满于那种传统的宏观叙事，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倾向于个案研究。近年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的博士论文，有一些就是写的个案。例如金涛的《新生国家政权建设与城市社会层级结构变动--以1949-1952年扬州市为个案》，谢敬的《新乡市反右派运动研究》，马龙虎的《寿张“大跃进”运动研究》，邢孟军的《“反右倾”运动研究--以河南省孟县为个案》，张健的《四清运动研究--以山东省齐河县为个案》等。他们在撰写这些论文时，不仅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文献资料，而且做了很多田野调查，采访了很多人，因而资料都很丰富、翔实。
    把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三论”为代表的系统研究方法运用于史学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但由于中共党史研究者一般对这种研究方法不太熟悉，所以运用得不多，但也有一些论文。例如张盾的《对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模型分析》（63），把东北地区土地改革的复杂过程看作一个有目的的控制的动态系统，通过决策程序、执行程序、效应程序的运作，来说明东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右偏和“左”偏状态，以求揭示土地改革运动的规律和特点。近年李怀义的《中共党史研究的系统论视角》，仍在探讨这种方法如何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提出应该从国内系统、国际系统、历史体系三个层次上来运用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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