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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性党史和学术性党史，前边已经说了。 关于主流和非主流党史，以前只重视主流党史，对非主流党史一直采取压制的态度。其实，有很多所谓非主流党史，写得非常好，特别是香港出版的一些中共党史著作。在那里出版的很多中共党史著作，作者其实大部分是大陆的。这些著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所谓“左”派或原“左”派的著作、回忆录，如《王力反思录》（131）《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132）《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133）《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134）《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35），其中有的很真实，如《吴法宪回忆录：岁月艰难》；有的极力美化自己，贬低他人，但也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或内幕，值得一看。另外一部分是学者或了解情况的人撰写的著作，如前些年出版的胡绩伟的《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136），高华的《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137）等等；近年出版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138），陈利明的《胡耀邦传》（139），胡应南、纪鸿朋的《胡耀邦改革开放思想初探》（140），何方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141）《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142），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14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144），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145），由金观涛主持、沈志华等人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十卷本（146）等。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强调新的史料，言人之所未言，旅美学者余英时称赞它“达到了史学著作的世界水平”（147）。香港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在那里出版的中共党史著作，当然应该纳入研究的范围，不能加以漠然视之甚至有意否定。 二、中共党史研究存在的不足 董汉河：3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研究是无止境的，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局限，肯定还会存在一些不足。我想到的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尚需拓展的内容及须深化的问题；二是当前存在的难点问题；三是相关理论和方法有哪些须完善和改进的地方。如有我未能想到的问题，盼您也能放开谈谈。 郭德宏：对于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学者已经谈过，例如邓伟志《党史研究中的九种现象》一文中指出，在党史研究中存在九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活人优势现象；二是正确无边现象；三是一错百错现象；四是亲人溢美现象；五是屈人无错现象；六是发泄私愤现象；七是以论阉史现象；八是扣大帽子现象；九是捕风捉影现象。以上九点现象虽然不是普遍的，不过对修史者来讲，危害性是很大的（148）。他在《党史研究“十忌”》中，还补充了婆婆妈妈现象，即有些人用过去婆婆妈妈的那种“张家长、李家短”的心态去分析政治事件、去揣摩政治家，把政治庸俗化（149）。林蕴辉在《谈谈党史研究中的“新八股”》一文中，指出党史研究中存在一种“新八股”，其表现形式有三：一是担心“踩雷”；二是盲目跟风；三是故弄玄虚（150）。胡绩伟甚至认为中共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因为有很多问题一直不真实（151）。他们说的这些现象和问题都是存在的。但我认为，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思想仍不解放，至今还存在三大弊病： 第一个问题，是传统指导思想特别是个人崇拜的影响还很浓厚，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基本上还是以毛泽东为中心，总是讲毛泽东如何如何正确，别人如何如何错误，而对毛泽东的错误则有意回避。例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应该是海陆丰，而不是井冈山，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不仅土地革命开展得最早，在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也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一再为中共中央所肯定，当时的影响要比井冈山大得多。但是所有的中共党史著作，都极力突出井冈山，对海陆丰根据地则很少提。再例如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中央和各地的很多人都陆续提出来了。我和梁尚贤在1985年曾写过一篇《六大以前党中央在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形成过程中的贡献》（152）的文章，专门论述中共中央在这方面的贡献。中共六大以后，有的人如周恩来、周子敬（何孟雄）等就提得更明确了。但是所有的中共党史著作，都只突出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对别人的贡献却很少提。又例如遵义会议，明明只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最高军事首长仍然是朱德，周恩来仍然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策的负责者。会后2月5日在鸡鸣三省重新分工时，决定由张闻天负中央总的责任，即担任党的总书记，毛泽东仍然只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后来也说，当时是张闻天担任党的领袖。周恩来的讲话以及邓小平在张闻天的追悼会所致的悼词中，都明确地肯定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3月中旬重新成立军事最高指挥组织“三人团”时，毛泽东虽然成为“三人团”成员，但“三人团”的团长仍然是周恩来。由此可见，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开始虽然成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之一，但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不是最高领袖。可是为了突出毛泽东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而对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很少提。 对于毛泽东的错误，几乎所有大陆出版的中共党史著作都极力回避。例如过去谈到革命根据地的大肃反时，只说张国焘在鄂豫皖、夏曦在湘鄂西的错误，对毛泽东在江西的错误大都只字不提，即使写了也不提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名字。事实上，江西的大肃反在各个根据地中是最早的，而且杀的人最多，以后才扩展到其他根据地。又例如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抢救运动”，过去一直说是康生搞的，在讲到纠正“抢救运动”时，却一再突出毛泽东。事实上，康生只是中央总学委副主任，毛泽东才是中央总学委主任，整个整风运动和“抢救运动”都是由他领导的。 第二个问题，是对党史上的不同的人物和事件，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例如对于陈独秀、王明和毛泽东等，就不是一个标准。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对陈独秀的评价。我曾在2004年11月于安徽怀宁召开的“《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提出，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创始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仅仅创立中国共产党这一条功劳，陈独秀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如果说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位杰出人物，那么陈独秀就是20世纪中国的第二位杰出人物。当然，陈独秀也犯过严重错误。但是，不能因为他犯了严重错误，就否定他的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将长期以来所说的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好像错误的性质有所减轻，但他在党史上仍然主要是以犯错误的代表人物出现的，他的问题至今仍然很敏感，历史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恢复，这是很不应该的（153）。 对王明的评价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中共党史著作中，王明一直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日战争初期右倾错误的代表，并说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长达4年之久。对于王明的功绩，则极力回避。例如在谈到王明1935年起草的“八一宣言”时，很多中共党史著作只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而不提王明的名字。事实上，王明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有很大的功劳的，1937年12月回国以后至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对这些工作不能给予抹杀（154）。 陈独秀、王明等人犯过错误，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如毛泽东等人就没有犯过错误吗？但是在中共党史上，对他们的评价就完全不一样，这就不是一个标准。作为一部党史，应该是一个标准，不能一个人一个标准。 第三个问题，是继续沿袭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传统的概念、结论和提法，而这些概念、结论和提法，并不全面、客观、科学。 对于中共党史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很多概念、结论和提法，大家都习以为常，但认真思考一下，就觉得是很值得推敲的。例如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主战场、国民党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三次反共高潮”、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主战场”等提法，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国民党军队”等用语，都值得推敲。我曾写过一篇《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文章，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该更新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陈旧观念、话语系统和那些不确切的数字，从长期以来沿用的国共斗争的模式中跳出来，站在全民族的角度研究和撰写抗日战争史（155）。像这样的不准确、不客观、不科学的概念、结论和提法，不仅限于抗日战争时期，其他时期也是一样，可以说太多了，都应该加以清理，尽快地改过来。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当前存在的难点，我认为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上面所说的传统研究模式很难打破；二是很多档案资料至今没有开放。看不到当时的档案资料，很多问题就没有办法进行研究。 关于相关理论和方法须完善和改进的地方，那也很多。例如我在书中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评述中曾指出，30年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显著的成就，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透。很多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但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还没有真正形成一套系统的、有自己特点的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要使中共党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构筑起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框架（156）。其他学者在书中也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我就不细说了。 有的学者提出，中共党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仍未脱离实证主义史学的窠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片面强调中共党史学科的独立性，忽视中共党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有机联系。第二，过分倚重史料和具体史实的考据，缺少对历史现象及过程的宏观考察和思辨分析。第三，要求人们以对待自然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忽视研究者创造性思维的发挥。第四，过分热衷于政治问题的研究，忽视拓宽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应该实行史学观念的更新、主体素质的提高和研究方法的变革，以克服实证主义历史观所带来的危害，迎接时代的挑战（157）。这几个方面的问题虽然是存在的，需要加以注意，但我认为中共党史本身就是历史学科的一部分，研究方法自然主要是实证主义方法。现在需要克服的主要不是实证主义历史观所带来的危害，而是那种脱离实证的空谈，不研究具体历史的“宏观叙事”，仍然存在的宣传、阐释模式，以及只说成就、不说缺点错误，只说好的、不说不好的“颂扬史学”。 三、深化研究的理念、路径和方法 董汉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直要求我们不断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还有哪些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地方？如何解放思想？通过什么路径和方法拓展和深化中共党史研究？ 郭德宏：关于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还有哪些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地方，如何解放思想，上面已经说了，主要是应该打破那种传统的研究和书写模式，更新从革命战争年代一直延续下来的话语系统，完全按照历史事实来研究和书写中共党史。至于通过什么路径和方法拓展和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我在中央党校举办的几次中共党史师资班上，也都谈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从时代发展的认识高度不断地推陈出新；独立思考，充分发挥研究者的主体认识作用；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历史；充分掌握资料，用历史事实说话（158）；要有创新意识，注意选取新题目、新角度，开辟新领域，挖掘新资料，采用新方法，写出新面貌（159）；要把中共党史研究与宣传、诠释区分开来，使它从宣传、诠释走向科学研究。因为宣传是解释、宣扬已经明确的东西，而科学研究是探索未知的事物。要写出好的宣传、诠释作品，当然也要进行研究，但从本质上说来，科学研究和宣传、诠释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情。如果不把科学研究和党史宣传、诠释分开，就永远写不出有价值的、经得起考验的党史研究成果（160）。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学者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例如张静如教授提出，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现代化指的是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手段，都要符合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和需求。科学化，指的是研究的内容要正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说，要实事求是对待党史，实事求是编写党史。社会化，指的是要面向社会，更好地发挥中共党史学的社会功能，为社会服务（161）。韦磊提出，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范式单一，过于宏观，应该借鉴美国研究中国学的方法论，培养反思精神、形成反思自觉；建构多样的、中间的、开放的研究范式；运用“双跨”研究方法，就是跨学科和跨文化（162）。有的学者还提出，应该给学者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坚持言者无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应该采用新的党史话语系统，这种新党史话语系统有别于传统的受意识形态束缚的党史话语系统，“它对中共党史采取客观中立的立场，以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为前提，对史料进行广泛的搜集和细心的考辨，以求揭示历史真实，而避免由意识形态产生有意或无意的历史误读”（163）。这些意见，我认为都是很好的。 中共党史研究永无止境，解放思想和拓展、深化也永无止境。因此，中共党史研究者应该把不断解放思想和拓展、深化变为自觉的行动。如果每个中共党史研究者都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和行动，中共党史研究肯定会越来越好。 注释： ①有的学者已经指出，这个名字是不科学的，因为是叠床架屋，展开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历史”，应该简称“中共历史”。但因为是习惯称呼，这里仍继续沿用。 ②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开始出版内部本，1989年后公开出版，共18卷。 ③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从1986年开始陆续出版，目前已出版200多卷。 ④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前陆续出版，共150卷。 ⑤中央文献出版社从1992年起陆续出版，共20卷。 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2006年出版，已出版17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