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始于２０年代中期，到４０年代初，因进行卫国战争曾一度中断，及至４０年代末才得以恢复，迄今已有６０多年的历史。由于中苏两党两国有过长时期的亲密友好关系，前苏联和俄罗斯学者研究中共党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他们可以直接利用保存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档案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和苏联外交部档案；二是他们在中国革命年代和中苏友好时期，可以从中国收集到中共各种文件，包括绝密文件，以及其他重要历史文献；三是他们可以通过访问在中国工作过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代表、顾问和苏联外交官，了解到中共的内部情况和最高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因此，总的来看，他们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对一些课题的研究已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力度，取得了颇为可观的研究成果。下面从三个方面作一评介。
    研究阶段与成果
    前苏联和俄罗斯中共党史研究的起步与发展，与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演变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即卫国战争前的苏联中共党史研究（２０年代中期至４０年代初）
    中共成立头两年还处于秘密状态，同国民党实行合作后，开始在社会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间，中共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积极发动和领导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运动。从这时起，苏联有一些史学工作者开始根据革命斗争实际的需要，探讨中国革命理论问题，以及中共在统一战线和工农运动中的政策问题。大革命失败后，联共（布）党内围绕中国问题的派别斗争日趋激烈，这又促使苏联史学界积极开展了对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原因、中共应吸取的经验教训和中国以后的革命策略的研究。１９２８年，以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教研室为基础，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为苏联深入开展对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奠定了组织基础。
    苏联学者从一开始就很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在起步阶段，他们编辑出版许多中共、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重要文件汇编，如《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要决议》（１９２７）、《远东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１９３４）、《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革命中的战略与策略（以中国为例）》（１９３４）、《中国苏维埃（文献资料汇编）》（１９３５）等。此外，在当时的《中国问题资料》、《中国问题》、《中国学研究所通讯》等刊物上还发表大量与中共党史有关的史料性文章。这就为研究工作的深入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个阶段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党的建设和党内斗争、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共与中国土地革命、苏维埃运动、中国革命中的统一战线政策等课题展开，发表的论著很多，较有影响的是：Ｃ·Ｈ·纳乌莫夫（卡拉切夫）的《中共简史》（１９２６），这是作者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顾问期间，受鲍罗廷委托在张太雷协助下于１９２６年秋天撰写的一本小册子。书中主要记述了中共前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及中共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因其中含有许多珍贵史料，至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Ａ·米夫的《紧急时期的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８）和《英勇斗争的十五年》（１９３６），这是作者在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职务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前者对中共１９２７年上半年的统一战线策略作出批判性的分析，提出一些可资参考的观点。书中特别详细地评述了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所作的报告，很值得一读。后者是为纪念中共成立十五周年而作，记述了中共从成立到１９３５年的简要历史。此书写出了中共形成时期的主要特点和中共的强弱方面，是苏联国内广为流传的第一部中共简史。
    这个阶段的著作，因离现实较近，并且有不少出自党的干部和驻华顾问之手，难免对一些问题的分析有某种局限性和缺乏应有的深度。
    二、发展阶段，即卫国战争后中苏友好时期的苏联中共党史研究（４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中期）
    卫国战争以及３０年代末的肃反扩大化，给苏联中国学界造成了巨大损失，战后研究人员所乘无几，不得不重新培养新生力量，到４０年代末才渐渐恢复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此外，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以及两国之间的友好、互助与合作，也为苏联中国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推动力，使苏联中国学队伍得以迅速扩大，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揭开了新的一页。
    这个阶段，苏联学者通过各种渠道从中国收集了大量有关中共各个历史时期和各种专题的文献资料，包括中国重新出版的整套中国早期刊物。同时，５０年代初《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也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这个阶段，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中国学研究所，以及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的许多学者，开展了对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专题研究，写出一批专题学位论文和专著，如Ｍ·Ｈ·科瓦廖夫的《中共在１９３７至１９４５年时期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１９５０）、Ｂ·∏·伊柳舍奇金的《中共在１９３１至１９４０年间争取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斗争》（１９５２）、Ｋ·Ｂ·库库什金的《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１９５４）、Ｂ·И·格卢宁的《中共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争取人民民主胜利的斗争》（１９５４）等，探讨了中国统一战线的基本发展阶段；Б·Г·萨波日尼科夫的《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１９２４-１９２７）》（１９５４）、Ａ·Ａ·马尔丁诺夫的《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７）、Ｍ·Х·尤里耶夫的《中国红军》（１９５８）等，专门论述了中共的武装斗争问题；Г·Ｈ·阿卡托娃的《省港罢工》（１９５４）、Ａ·И·卡尔图诺娃的《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４月间的上海工人运动》（１９６０）等，记述了中国工人运动部分时期的历史。此外，还有一些著作探讨了中共土地政策的演变。有些学者还在占有大量史料基础上，并利用战前研究成果，编写一些概论性著作，Г·Ｂ·叶菲莫夫的《中国近代史概论》（１９５４）、Г·Б·爱伦堡、Ｍ·Х·尤里耶夫和Ｂ·Ｈ·尼基福罗夫合著的《中国的人民革命》（１９５３）、中国学研究所学者集体编写的《中国现代史概论》（１９５９）等。
    这个阶段苏联学者选择的研究课题多半时间跨度都很大，他们的著作写出了中国革命的全貌，但没有写出中国实际革命进程的特点，因此有的苏联学者认为，这是苏联研究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概论”阶段。
    三、加强阶段，即中苏对立时期的苏联中共党史研究（６０年代中期至９０年代初）
    进入６０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已从意见分歧走向破裂，到６０年代中期，处于对立状态。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苏联中共党史研究的性质。为迎合苏共领导反华的需要，苏联史学界抛弃了以前的立场和观点，转而对中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１９６６年９月，为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苏联科学院成立了远东研究所，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在内外政策、经济、历史、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以所谓中国史学界“篡改中共历史”为借口，对中共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中共领导人的作用重新作出评价，并试图从强调共产国际和苏共对中共的援助作用的角度改写中共的历史。
    实际上这个阶段苏联学者分成了两大部分：一部分学者变成了“御用文人”，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秉承上级旨意，对中共自６０年代以来的内外政策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他们发表的“著作”，均属政治宣传品，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另一部分学者不愿意参加同中国的论战，转向研究与现实联系不大的中共早期历史。虽然他们的立场和观点也受到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但是他们发表的著作学术性比较强，对于一些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
    这个阶段苏联学者逐步开展了对中共党史的断代研究，比较系统地探讨了中共创建时期的历史，其他时期的历史也有程度不同的研究，但与创建时期相比较，要弱一些。同时不难看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贯穿这个阶段苏联中共党史研究的中心课题。
    这个阶段发表的著作十分可观，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类：
    （１）文献资料性著作：如《中国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文献资料集）》（１９６８）、《１９４５至１９４９年的中国工人运动（文献资料）》（１９６９）、《中共党史文献集（１９２０-１９３７）》共９册（１９７７-１９８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１９８６）等。这类文献资料集的出版，无疑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创造了条件。但遗憾的是，有些历史文献在发表时因政治原因作了删节，大大降低了使用价值。除此之外，这个时期远东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等学术机构出版的学术通报和学报，以及《远东问题》、《近现代史》、《亚非人民》等杂志也经常披露许多重要历史文献。
    （２）回忆录：作为史料的一个重要方面，６０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史学界还组织许多参加过中国革命斗争的苏联顾问和志愿人员撰写了大量回忆录，如Ａ·Ｈ·切列潘诺夫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１９６８）、Ｃ·Ａ·达林的《中国回忆录（１９２１-１９２７）》（１９７５）、Ａ·Ｂ·勃拉格达托夫的《中国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纪事》（１９７５）、Ю·Ｂ·丘多杰耶夫等人的《在中国土地上--苏联志愿人员回忆录（１９２５-１９４５）》（１９７７）等。这些著作具体地记述和再现了中国当年的革命斗争场面，反映了苏联顾问和志愿人员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出版这类著作的目的，虽然在于强调苏联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帮助，但对于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不无参考作用。
    同时，苏联史学界还组织接近中共高层领导的驻华代表、外交官、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等撰写一些揭示中共领导层内部情况和中苏两国领导人交往情况的回忆录，如∏·∏·弗拉基米罗夫的《中国特区（１９４２-１９４５）》（中译名《延安日记》）（１９７４）、奥托·布劳恩（李德）的《中国纪事（１９３２-１９３９）》（１９７４）、Ｈ·Ｈ·崔可夫的《赴华使命》（１９８３）、Ｈ·Ｔ·费多连科（费德林）的《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的会谈》，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８９年第１期、Ｈ·Ｈ·列多夫斯基的《苏联与中国--一位苏联外交官的回忆（１９３７-１９４９）》等。这些著作披露许多重要史实，对研究中共党史有重要参考价值，但不能不指出，有些回忆带有很大的倾向性，甚至歪曲事实。
    （３）研究性著作：〔１〕综论方面：这个阶段苏联史学界加强了对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宏观研究，组织集体力量编写多种通史著作，如远东研究所集体编著的《中共党史概论》（１９７２）、《古今中国史》（１９７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概论》（１９８３）、苏联汉学家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史（１９１７-１９２７）》（１９３３）和《中国现代史（１９２８-１９４９）》（１９８４）等。这些著作的基本内容都是中共党史，对历史记述得很详细，但从理论上作分析和概括不够。８０年代以前的著作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持否定态度，以后的著作采取了客观记实的写法。
    〔２〕创立时期：苏联学者主要探讨了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２０年代初中国社会的思想斗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问题，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是：Ｈ·Ｈ·格卢宁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１９２０-１９２７）》，载《共产国际与东方》（１９６９）、Л·∏·杰留辛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１９７０）、Ａ·И·卡尔图诺娃、Ｅ·Х·利瓦廖夫合著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问题（１９１７-１９２１）》，载《苏共历史问题》杂志１９７４年第８期、Ｋ·Ｂ·舍维廖夫的《中共成立史略》（１９７６）、Ａ·И·卡尔图诺娃的《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前夕中共在工人问题上的政策》（１９８３）等。
    这些著作引用大量史料比较深入地论证了中共成立的思想基础、阶级基础和组织基础。有的著作对中共创建作出了系统的叙述，对中共前几次代表大会的功绩和不足作出了分析和评价。但是不难看出，苏联学者过份强调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对中共的创建和其纲领的制定的帮助作用，忽视了中共成立的国内条件和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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