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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大革命时期：苏联学者主要探讨了大革命的性质、失败原因、历史地位、经验教训和对大革命结局的评价等问题。较有影响的著作是：Ｍ·Х·尤里耶夫的《中国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１９６８）、Л·∏·杰留辛的《中共政策中的农民土地问题（１９２４--１９２８）》（１９７２）、Ｈ·Ｈ·格卢宁的《国民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１-１９２７）》（两册，１９７５）、Ｈ·Ｈ·格卢宁、Ｍ·Х·尤里耶夫合著的《关于中国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问题》，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７５年第２期、Ｈ·Ｈ·格卢宁的《中共五大与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的教训》，载《远东问题》１９７７年第２期、Л·Ａ·别列兹内的《关于中国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的性质问题》，载《列宁格勒大学学报（东方学版）》１９８１年第１期、Ａ·Ｂ·梅利克谢托夫的《论中国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的历史地位》，载《中国的社会与国家（论文集）》（１９８１）、Ｍ·Х·尤里耶夫、Ａ·Ｃ·科斯佳耶娃合著的《中国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问题和评价》（１９８５）等。 这些著作中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的失误作辩解，否认共产国际应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一定的责任。同时在这些著作中，出现了更多地肯定大革命结局的积极方面、主张重新评价大革命结局的倾向。 〔４〕土地革命时期：苏联史学界对这个时期的研究，没有前两个时期那样深入和广泛，主要探讨了中共六大的意义、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苏维埃运动失败的原因等问题。较有影响的著作是：Ａ·Ｍ·格里戈里耶夫的《中共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７３年第２期、《中国革命运动的战略与策略问题（１９２７-１９３１）》（１９８０）、Ａ·Ｃ·季托夫的《为建立中国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１９３５-１９３７）》（１９８１）、Ｂ·Ｈ·格卢宁、Ａ·Ｍ·格里戈里耶夫合著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８９年第１期、３·Ｅ·迈斯特罗娃的《中国苏区革命政权的形成（１９２７-１９３７）》（１９８９）等。 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在如何评价共产国际对华政策问题上，８０年代中期以前发表的著作与８０年代后期发表的著作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持全面肯定的态度，后者持分析的态度，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 〔５〕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学者对这个时期研究的很不够，发表著作不多，主要有：Ａ·Ｍ·杜宾斯基的《日中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１９３７-１９４５）》（１９８０）、Ю·Ｍ·奥夫钦尼科夫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１９８５）、苏联学者集体编著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１９３７-１９４５）》（１９８８）等。前者叙述了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揭示了苏军在苏德、苏日战场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对中国抗日战争结局的影响，作者错误地认为中共领导人在战争后期同美国的接触有摆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倾向。次者从国民党政策演变角度考察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作者对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游击战方针不够理解，认为这种方针使国共关系复杂化了。后者客观地记述了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方针，着重分析了国统区、解放区和敌占区三者间的相互关系。 此外，苏联学者还撰写一些关于苏联对华具体援助情况的著作，如Б·Ａ·鲍罗廷的《苏联对中国人民抗战的援助（１９３７-１９４１）》（１９６５）、Ａ·Ｍ·杜宾斯基的《苏联在远东的解放使命》（１９６６）等。这些著作详细列数了苏联援助的项目和数量，强调了援助的意义，认为苏联提供的援助有助于抑制部分国民党人的投降主义情绪，使中国留在反法西斯联盟队伍之内。 〔６〕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学者对这个时期研究的也很不够，发表的著作寥寥无几。主要有：Ｏ·Б·鲍里索夫的《苏联与满洲革命根据地（１９４５-１９４９）》（１９７５）、Б·Г·萨波日尼科夫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１９４６-１９５０）》（１９８４）和Ａ·Ｂ·梅利克谢托夫的《中国革命的胜利（１９４５-１９４９）》（１９８９）。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鲍里索夫和梅利克谢托夫的著作。前者着重阐述了我东北地区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作用，认为苏联把东北交给中共是为中国革命力量提供了一个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为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后者突破了“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观念的束缚，“大胆地”对这个时期中共政策的演变作出了评述，提出一些新鲜观点，但多半有失偏颇。 〔７〕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个研究阶段，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已经破袭，苏联一些学者根据苏共中央的旨意，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中共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们发表了大量的论著，有的著作有一定的学术性，而绝大部分为政治宣传品。８０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关系缓和，走向正常化，苏联史学界改变了反华立场和批判口气，有些学者开始研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撰写一些介绍邓小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如Ｍ·雅科夫列夫的《邓小平政治肖像》载《今日亚非》１９８９年第１期、Ю·Ｍ·加连诺维奇的《邓小平的个性、命运和政策》（１９８９）、Ｂ·Х·费奥克蒂斯托夫的《邓小平的著作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载《第二次全苏“中国与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报告提纲汇编》第２册（１９９１）等。总的来看，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苏联史学界对这个时期没有作出专门的研究。因此也没有象样的学术专著问世，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也只是刚刚起步。 〔８〕人物研究：苏联史学界在这个阶段加强了对中共历史人物的研究，对我党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瞿秋白、蔡和森、彭湃、方志敏、彭德怀、林伯渠等２０几位人物的生平事绩作出了评价，发表论著近百篇（本）。如Ｂ·Ａ·克里夫佐夫、Ｂ·Ａ·克拉斯诺娃合著的《李大钊：从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列宁主义》（１９７８）、Ｅ·Ｈ·谢米科夫的《李大钊--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１９７９）、Ｍ·Ｅ·施奈德的《瞿秋白的创作道路》（１９６４）、Ｅ·Х·科瓦廖夫的《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者瞿秋白》，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７４年第２期、Ｍ·Х·尤里耶夫的《炽烈的国际主义者、广州公社的领袖（纪念张太雷八十诞辰）》，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７８年第３期、Ｔ·Ｈ·阿卡托娃的《邓中夏--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８２年第３期、Ａ·Ｃ·季托夫的《苏兆征--中国工人的天才领袖》，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７９年第３期、Ａ·Ｂ·潘错夫的《为自由而奋斗的一生（纪念博古七十诞辰）》，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８２年第４期等。 这些论著基本上都发表在６０年代中期到８０年代上半期，这个时期中苏两党处于对立状态，苏联学者撰写这些著作的目的，在于通过充分肯定这些人物在中国革命中的功绩和作用来批驳当时中共党史著作中突出毛泽东个人作用的做法。８０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学者改变了对中国领导人的批判态度，不加评论地介绍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生平事绩，表明了中苏两党关系的和解。 反思阶段，即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中共党史研究（９０年代初至今） １９９１年９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改变了国家政治制度，俄罗斯史学界摆脱了政治思想上的束缚，放弃了对共产国际和苏共对华政策的辩护立场，许多学者开始对自己以前的研究成果作出反思，对中共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重新作出评价。 这个阶段因时间不长，还没有新的专著问世，但发表了许多披露重要史料的文章和有新见解的论文，如Ｃ·Ｈ·贡恰罗夫的《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９１年第６期和１９９２年第１、２、３期合刊、Ｃ·贡恰罗夫、Ｂ·乌索夫合著的《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９２年第５期和１９９３年第１期、Л·Ａ·别列兹内的《论１９２４至１９２７年革命的结局及其选择》，载《第二次全苏“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报告提纲汇编》第２册（１９９１）、Ａ·Ｍ·格里戈里耶夫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内部在中国政策问题上的斗争（１９２６-１９２７）》、载《远东问题》１９９３年第２、３期、Ｃ·Л·齐赫文斯基的《斯大林与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１月间的电报往来》，载《近现代史》杂志１９９４年第４、５期、Ａ·格里戈里耶夫、Ｔ·扎泽尔斯卡娅合编的《毛泽东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载《远东问题》１９９４年第５期等。 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这个阶段俄罗斯学者较重视发掘档案资料和当事人回忆录，试图依据可靠的史料纠正以往的片面性，更全面地阐明一些问题。 另外，这个阶段，俄罗斯学者还发表不少评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如Л·∏·杰留辛的《中国的改革与马克思主义》，载《东方》杂志１９９２年第５期、《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实践》，载《今日亚非》杂志１９９３年第１０期、《邓小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９４年第５期、Ｂ·波尔加科夫的《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９４年第６期等。 这些文章以及上面披露重要史料的文章，也说明俄罗斯史学界，对中共党史的研究的侧重点，已从民主革命时期转到社会主义时期，开始重视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以及对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比较研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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