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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不足与进一步深化的路径和方法(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甘肃社会科学》 郭德宏 董汉河 参加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共党史部门的领导者,在这个时期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党史著作编写原则和方法。例如胡乔木、胡绳、龚育之在指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过程中,都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编写原则和方法。胡乔木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编写的过程中,曾提出要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要讲清楚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是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引导斗争,是密切地依靠群众才取得胜利的,因此党的历史不能跟人民斗争的历史分开。第二,党是依靠跟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跟党合作的人应当在党史里面有他的地位,党史不要光讲自己,只看到自己。第三,要处理好党的领导和广大干部、党员的关系,要有意识地多写一批优秀的干部、党员,这样党的历史就是立体的,不是一条线,也不是一个面。胡绳在指导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过程中,提出历史不是有闻必录,不是流水账,要找出它的规律,找出每个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否则不但历史线索说不清楚,单个的历史事件也说不清楚。他还特别强调要写清楚党的思想认识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线索,写出它发展变化的曲折过程。在《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65)一书中,他还提出要注意研究“中间势力”、“三个角色”(即除国共两党以外还有中间势力),对国民党要加以分析等等,这虽然是针对编写近代史说的,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同样重要。龚育之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的编写时,提出编写党史著作时要处理好十大关系:第一是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写历史的统一;第二是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的统一;第三是写党的历史和写人民的历史、国家的历史的统一;第四是写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斗争的历史和写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的统一;第五是在概括史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写历史和力求有新的发现、新的论述写历史的统一;第六是用广角镜头写历史与用特定镜头写历史的统一;第七是叙述历史与议论历史的统一;第八是观察国内与观察世界的统一;第九是写成绩与写失误的关系;第十是写新观点与写成熟的观点的关系。他们提出的这些原则和意见,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写党史的新的态度、新的方法、新的指导思想,对于编写中共党史著作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有分量、有影响的新成果不断涌现。从通史类著作来说,近年出版的代表性的著作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6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下卷(67)。专题史方面出版的就更多了,例如思想文化史方面就有于光远著述、韩钢诠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68),郑师渠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69),赵智奎主编的《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70),张静如、王炳林主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思想史》(71)等;新时期的中共党史有由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编写出版的《强国之路》丛书,其中有谢春涛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72)等共35本,从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资本市场发展、农村改革发展、国企改革、对外开放、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教育发展、科技改革、卫生事业发展、社会体制改革等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历史梳理。王海光等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73)虽然是从国史方面进行研究的,但大部分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
    在这方面,有两位学者的著作值得注意:一是沈志华教授,他花巨资从原苏联、美国等地购买了大批档案资料,依据这些档案资料写出了一大批很有分量的著作,仅近年出版的就有《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74)《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75)《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76)《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77)等,在中外关系史、冷战史方面取得显著的成就。另一位是杨奎松教授,也出版了很多很有分量的著作,仅近年出版的就有《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78)《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79)《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80)《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81)等。他们发表的很多论文,也很有分量和新意,例如沈志华的《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82)《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83)《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高层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84)《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是如何开始的》(85);杨奎松的《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86)《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87)《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88)《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89)《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90)等,都是既有分量又有新意的论文。
    罗平汉教授关于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的著述,也比较突出。多年来他不辞辛苦,到各个档案馆挖掘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并经常到实地考察,出版了很多关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的著作,仅2001年以来出版的就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91)《墙上春秋:大字报的兴衰》(92)《农村人民公社史》(93)《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94)《农业合作化运动史》(95)《土地改革运动史》(96)《村民自治史》(97)《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98)《“文革”前夜的中国》(99)《1958-1962年的中国知识界》(100)《春天:1978年的中国知识界》(101)《票证年代:统购统销史》(102)《变化:人民生活三十年》(103)等。他的很多文章如《三年困难时期的大精减》(104)《东北解放区--1947年土改中的“砍挖运动”》(105)《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粮食产销的几个问题》(106)《一九五五年统购统销中的粮食“三定”工作》(107)等,也很有价值。他的很多著作图文并茂,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实际上走出了一条中共党史著作编写的新路子。
    在这些新成果中,有很多属于新开辟的领域,或过去研究很少的问题。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江西东固根据地,是一个建立比较早、起过重要作用、创造了很多经验的革命根据地,其领导人李文林也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毛泽东在1930年1月《给林彪同志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曾把这个根据地和井冈山、湘鄂西、赣东北等根据地并列,说“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的根据地和政策,“是无疑意的正确的”(108)。可是由于后来李文林被错杀,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删掉了“李文林式”,这个根据地就很少有人提及了。值得欣慰的是2007年召开了纪念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学术讨论会,共收到论文60篇,蒋伯英《从毛泽东的论述看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刘晶芳《“李文林式”根据地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余伯流《毛泽东与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不解之缘--探析东固革命根据地被长期冷落的深层原因》、黄少群《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典型--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特点》等文章,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充分肯定了它对毛泽东等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贡献(109)。
    在这些新成果中,有很多属于敏感问题。这30年来,过去设置的“禁区”几乎全部被打破,很多所谓的敏感问题,例如陈独秀的评价、AB团与富田事变、长征过程中的“密电”、西路军、“抢救运动”、高饶事件、反右派斗争等等,都有很多成果问世。关于陈独秀,原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安庆市陈独秀研究会、江苏省历史学会陈独秀研究分会等曾多次召开研讨会,每次研讨会都有很多新成果,提出很多新观点。关于高饶事件,张明远的《我的回忆》(110),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111),赵家梁、张晓霁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112)等书,以及林蕴辉的《高岗事件始末》,《百年潮》杂志刊登的《高岗之死的真相》等文章,都透露了很多新的情况,或做出了新的探讨。韩钢教授的《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113),一共讲了20个中共历史研究的难点热点,对这方面的问题做了全面的梳理。
    对于长期以来似乎已经成为定论的问题,很多学者也做出了新的探讨。例如孙果达的《四渡赤水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114),对被称为毛泽东“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战斗提出了新的看法。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很多政治运动及人物的评价,很多学者都提出了新的看法。例如高华的《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115)等论著,对已成定论的“林彪事件”做出了新的分析。韩钢的《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116),则对华国锋的评价和有关史实提出了新的看法。
    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成果,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衡朝阳的博士论文《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文献与新视野(1978-2008)》,丁俊萍、宋俭的《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17)等论著,都介绍得比较全面,我就不一一细说了。
    第六,研究理念趋向实证,学术化程度不断提高,评价越来越客观公允。过去的中共党史研究,目的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主要是对党的文件、决议、领导人的著作进行阐释,因而侧重于从政治上进行评价,学术性不强,甚至对很多重要事实也没有弄清楚,可以称之为政治性党史。这30年来,这方面的论著虽然仍然很多,但很多学者的研究理念发生重大变化,学术性的著作越来越多,学术性越来越强,中共党史研究变成一种独立的科学研究,这可以称之为学术性党史,而且这种趋向越来越明显,这是3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刘静在《新世纪以来中共历史研究的新趋势》一文中,列举了在这方面的四个表现:一是对政治、学术的关系问题认识更加理性;二是学术规范意识被提上议事日程;三是学科间的互动进一步加强;四是国内外学术交流合作日趋密切(118)。我认为她讲得是对的。
    随着中共党史研究学术性的增强,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也越来越客观公允。即使是代表中共中央官方党史研究机构撰写的著作,在这方面也有了显著的进步。如果把200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同1978年以前的中共党史加以对照,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方面的巨大变化。对于这个问题,石仲泉、张树军都曾做过介绍(119)。例如对于陈独秀,比较充分地肯定了他的功绩,不再说他的错误是“右倾投降主义”,并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的原因,不再把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他;对于瞿秋白的“左”倾错误,只称“‘左’倾盲动错误”,没有再出现瞿秋白的名字;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称为“‘左’倾冒险错误”,没有出现“主义”二字;对王明的“左”倾错误,不再说是“左”倾冒险主义,而称之为“左”倾教条主义,并说王明走后的“左”倾错误是由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贯彻的,这就更加符合历史实际。对于其他方面的很多问题,也都做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叙述和分析。因而,这是迄今为止由官方机构编写的关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部最好的中共党史。
    第七,党史批评有了新的进展。过去发表的很多书评,多是讲好话,讲缺点错误很少,实际上是一种宣传,很少见到真正的批评。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真正的党史批评开始出现。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周一平和王海光两位教授。
    周一平教授在近年来的书评和有关文章中,毫不客气地对一些论著提出了批评。例如他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失范、违法现象应尽快杜绝》一文中,严厉地批评了很多著作中的抄袭、篡改史料等违法现象,以及在成果的开首不作学术史的叙述、引用资料不注明出处、在书尾不注明参考资料、重复劳动等失范现象。关于抄袭现象,文中指出宗峻的《总设计师》(120)关于“上党之战”的记述,大部分段落完全抄自李达的《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一仗--上党战役》(121),以及《刘邓大军征战记》(122)等书(123)。更为恶劣的是,作者不仅抄袭,而且随便篡改史料。例如《总设计师》一书关于“上党之战”的记述,不仅抄了李达的《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第一仗--上党战役》,而且往往把文中的“刘伯承”改成“刘伯承、邓小平”,甚至把“刘伯承”干脆改成“邓小平”。这大概是为了突出邓小平、抬高邓小平,但篡改了史料,篡改了史实。周一平严肃地指出:“以上这些学术不正之风,违纪、违法现象,如不杜绝,学术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会有什么样的繁荣?”(124)他写的《一本质量不高的毛泽东文稿编年著作--〈毛泽东著述编年索引〉校勘略记》,认为王作鑫编的《毛泽东著述编年索引》(125)一书,是中国目前较有分量的一本毛泽东文稿编年著作,编者下了较大的功夫,但该书既忽视国外的研究成果,也忽视国内的资料、研究成果,还未认真研究前人的研究成果,以讹传讹,编者的学术精神、态度、功夫,实在相差太远(126)。我和周一平是好朋友,他对我主编的《彭湃研究丛书》,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不少缺点和不足(127)。
    王海光的书评则是另外一种类型。他不仅指出论著中的缺点错误,还提出了有关的问题,引发出很多学术性的议论,可以说是一种学术性的书评。他的《在历史节点上的风云变局--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不仅指出了书中的评论失当处和史实错疑处,还有很多精彩的议论,例如关于七千人大会上毛刘政见分歧和毛后来对刘的尖锐批评,文章认为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的指责,更多的是作为以后问题的起始点。对大会本身而言,虽然毛泽东对刘少奇老是讲困难和问题不满,甚至会有“受压”的感觉,但谈到毛刘有明确的政见分歧还为时过早,会议的主调还是为毛开脱的,也认可了他的最困难时候已经过去的判断。问题应是出在大会以后。大会后,党内外出现的一系列新动向,中央一线领导在调整“大跃进”过失的大动作,使毛泽东感到党内出现了一股要全面否定“三面红旗”的力量,这对他所认定的社会主义构成了新的挑战(128)。又如他对丁龙嘉的《康生与“赵健民冤案”》(129)一书的评论,认为该书提供了一个研究“文革”冤案特征的典型个案,可以透过该书看多数省市领导干部的“文革”境遇,启示我们解决党内分歧不能用乱斗的方法,只能用党内民主的方式,还说该书推进了从人性的角度研究“文革”,因为这是全国“文革”迫害运动的一个缩影,它以比较典型的形态,揭示了阶级斗争是怎样毁灭了人性的。惨痛教训再次告诉我们,没有政治的民主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对“文革”的研究,远不是一个“彻底否定”的笼统结论就能够画上句号的,需要整个民族的反省(130)。我认为,这些分析和议论都是很精彩的,可以说是对该书的补充和深化。
    第八,研究类型和研究主体多元化。过去的中共党史研究不仅类型单一,研究主体也比较单一。但近30年来随着党史研究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出版形式的多元化,研究内容和研究主体都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如果从研究内容和方法来说,可以把中共党史分为政治性党史和学术性党史两种类型;从是否根据或符合中央及领导人的指示精神方面来说,可以把中共党史划分为主流党史和非主流党史两种类型;从研究主体来讲,则可以把中共党史划分为官方党史、学者党史和民间党史三种类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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