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史年代的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若从西汉刘歆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文明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有关夏商周三代年代的研究，一直是古史年代研究的重点，先后提出过不少三代年表，对夏商周时期重大事件发生之年也作出过种种推断。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研究手段的落后和研究方法的单一，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始终未能取得突破。国家九五重大科研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采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法，经过两百多人五年的努力，对夏商周年代研究获得了重大进展：对西周和商后期提出了比较准确的年代，对商前期和夏代建立了基本的年代框架，并依此提出了新的夏商周年表。毫无疑问，该年表的提出，必将进一步推进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深入。
        新的夏商周年表，是多学科协作研究成果的结晶，考古学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参与学科，根据有关夏商周时期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建立的夏商周考古分期标尺，以及通过按期别和单位采集的系列含碳标本[14]C测定拟合结果建立的夏商周[14]C年代框架，是新的夏商周年表得以提出的基础，是重要的科学依据之一，这是以往任何三代年表都缺乏的。
        围绕“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的目标，根据拟定的课题，自1996年“工程”启动以来，先后组织了对17个遗址新的发掘，这17个遗址是：
        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陕西西安丰、镐遗址，陕西周原遗址，陕西武功郑家坡遗址，陕西歧山王家嘴遗址，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河南安阳洹北花园庄遗址，河北邢台东先贤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河南偃师商城遗址，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陕西商州东龙山遗址，河南新密新砦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河南禹县瓦店遗址。
        新的发掘，填补了夏商周文化谱系中的缺环。例如对琉璃河西周燕都居址的发掘，找到了西周中期的遗存，第一次将居址分为西周早、中、晚三期。对安阳花园庄、邢台东先贤的发掘，找到了商代前期晚于郑州小双桥早于殷墟文化一期的遗存。对新砦遗址的发掘，再次确认了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新砦期的存在。
        新的发掘，发现了几处具有关键意义的地层叠压关系。例如沣西西周最早期单位T1④层与先周最晚期灰坑H18的叠压关系， 直接反映了从先周到西周的转变过程，间接反映了商周之间的交替。郑州商城北大街商代二里岗下层早段夯土Ⅶ与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洛达庙类型晚期灰坑H230、231 等叠压关系和东龙山遗址商代二里岗下层文化层与二里头文化四期文化层叠压关系，则是夏商文化更迭的证据。
        新的发掘，澄清或纠正了以往对某些遗存的性质、年代的认识。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最早期单位H108“成周”卜甲的发现，证明与其同属一期的城垣的始建年代不得早于兴建“成周”的成王时期。偃师商城小城的发现，纠正了以往认为其北城墙是登大城西墙马道的解释，并据其和大城墙的打破关系，证明在建筑程序上要早于大城。
        新的发掘，在安阳洹水北岸发现了早于殷墟面积达四百多万平方米的又一座商代都城，对其展开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科学发掘，将对商代文明的研究提供不可估量的新材料。
        除此之外，通过对已有的和新的发掘材料的研究讨论，还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形成趋同的意见。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均属夏文化；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二者都是区分夏商文化的界标；小双桥遗址继郑州商城衰落而兴起，也是一处商代前期都邑遗址；洹北商城花园庄早段遗存晚于小双桥遗址早于殷墟一期；邢台东先贤第一期与洹北花园庄早段基本同时或略晚；以武功郑家坡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是先周文化遗存，沣西H18是先周文化最晚期单位；琉璃河M1193是就封燕国的第一代燕侯之墓，时代在成康之时；晋侯墓地M8是晋献侯之墓，出土的苏钟铭文中之三十三年为厉王纪年而非宣王纪年等，基本上已为学术界多数学者所赞同。
        在已有和新的发掘成果与以上认识基础上，“工程”将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居址与墓地各分为三期，墓地又细分为六段；将天马-曲村遗址西周遗存分为三期六段；将晋侯墓地已知八组大墓考订为从晋武侯至晋文侯父子相继的八位晋侯及其夫人之墓；将1997年发掘的沣西 T1H18系列诸单位分为先周、西周初、西周中、西周晚等四期；将殷墟文化分为一、二、三、四期，并估定了各期从盘庚至帝辛各王的对应关系；将郑州商城分为四期；将偃师商城分为三期五段；将洹北花园庄、邢台东先贤各分为早、晚两段；将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将新砦遗址新砦期遗存分为早、中、晚两段；将以登封王城岗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段。这样串连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直至西周晚期的考古分期标尺，为进一步推定夏商周年代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然，一般来说考古学只能解决相对年代，只有与现代测年技术结合，才能求得绝对年代。我国现拥有[14]C、铀系、热释光、 电子自旋共振等测年技术手段，“工程”采用了常规与加速器质谱[14]C 测年方法。经过设备更新改造及调试研究，常规法[14]C测量精度达到0.3%（相当于±24年），加速器质谱测量精度达到或优于0.5%（相当于±40年），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根据以往经验，单个样品的测量误差范围难以掌握，而对系列样品进行测定则可大大减少误差。各考古课题在发掘过程中，严格遵照采样要求，按期别和单位采集了大量木炭、人骨、动物、农作物籽实等含碳样品，经过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法对数百个样品的[14]C测定，并与树轮曲线校正拟合， 在夏商周考古分期基础上建立了夏商周[14]C年代框架， 对夏商周各期和几处重要的文化兴替关键点给出了年代范围：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约在公元前2200-2000年间；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约在公元前1880年-1540年之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至花园庄晚段约在公元前1600-1300年之间；殷墟一至四期约在公元前1300年-1040年之间；先周文化晚期单位沣西 H18至西周初的T1④层约在公元前1050年-1020年之间；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约在公元前1040年-770年之间； 天马-曲村西周晋文化遗址约在公元前1020年-770年之间。
        基于大量测量数据，排除可能误差并经树轮曲线校正建立的夏商周[14]C年代框架，具有绝对年代的意义， 实际的夏商周历史年代应该就在这一框架之内。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考古学建立的夏商周考古分期标尺和[14]C测定与考古结合建立的夏商周[14]C年代框架，为制定夏商周历史年表提供了科学依据，但它并不等同于年表本身，它还需要同历史学、天文学等学科所属课题的研究成果相整合，才能最终制定出夏商周年表。值得高兴的是，主要依据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天文学等学科所属课题研究成果推出的“禹时”（指夏代）五星聚最佳可能发生之年，仲康日食最佳可能发生之年，商代武丁在位之年，商末帝乙、帝辛之年，武王伐纣之年，西周金文历谱王年等均不与考古学和[14]C 测定推出的夏商周[14]C年代框架相矛盾，均在这一框架之内。 由此可见夏商周年代学研究因有考古学和现代测年技术学科的参与大大提高了其科学性和可信性，它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当然，目前提出的夏商周年表，并不是最后结论，“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其称为阶段性成果是很恰当的。学科发展日新月异，随着今后考古学上层出不穷的新发现，古文献、古文字材料广泛正确的释读，天文计算能力和测年技术的不断提高，综合研究能力的不断提高，新的年代学的研究成果将会不断涌现。在此基础上，夏商周年表将会进一步得到修改、补充和充实，进一步减少误差，做到更加科学，这也是可以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