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修宋、辽、金三史夏国传，除参考当时官府所藏的汉文西夏史籍外，在袁桷的建 议下，还发动所有编史人员访求散落民间的西夏史籍。袁桷，字伯长，荐授翰林国史院 检阅官，是宋、辽、金三史的重要编修人员之一。在其《清容居士集》卷41《修辽、金 、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中，袁桷开列了一个书单，书单中罗列了他访求到的九部书 的书名，明确记载西夏事的书有两部，即《赵元昊西夏事实》和《西夏事宜》。这两部 西夏书历代公私目录均未见著录，作为修史书的重要参考文献，两书的内容或许已散入 到三史夏国传中了。
    三史夏国传，算是元朝史官对西夏国史的总结，但这个总结留下了遗憾实在太多了。
    三、元朝史家的西夏史观
    1227年，即宋宝庆三年、夏乾定四年，内忧外患集于一身的西夏国终于寿终正寝。西 夏国史，若从唐末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割据政权算起，其立国时间为347年左右（约88 1-1227），历时近三个半世纪；若从李元昊正式称帝算起，至末主被蒙古所灭，首 尾有190年左右（1038-1227）历世近两个世纪。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封建政权，一个与 宋、辽、金三朝并存的封建政权，一个立国时间比辽、金更久的政权，在元朝修史中竟 有意无意地被忽视了。史家在述及此现象时作了种种推测，有人认为是蒙元统治者“灭 其国而并灭其中”④，有人认为“西夏建国二百余年，文献无征，公私撰述，十不存一 。良以元昊自制蕃书，摈汉文不用，简册流传，翻译不易，故典章制度，概从洇没”。 ⑤有人认为，这是脱脱持“正统偏安之见，特以辽金与蒙古同类，故不欲列于宋史载记 ，以为增高己族之步。至于西夏，则视为无足轻重，与当时之高丽同类并观”。⑥然而 此几种推测，均不能成为元朝不修西夏专史的确论。从前述史实来看，元人灭夏是实， 灭其史则缺乏文献佐证。相反，元人收集西夏史书则是有据可查，如斡札箦献城，如耶律楚材收集图籍，如李仲谔等献图籍。况入仕元朝的西夏遗臣中有位叫多尔济的，他是西夏国史家，手中不可能不掌有西夏史书。说“西夏用蕃书而不用汉文则典章制度概从洇没者”亦论说乏力。西夏国自制的蕃书西夏文是西夏建国初期，仿汉字字形而创制出来的文字，它在西夏国境内与汉字并存，西夏灭亡后，在西夏人流散的地区仍有使用，大约在元、明之际，至迟在明宣德以后，就再没有人使用了。但在有元一代并非无人认读，元朝收集了诸多的西夏图籍，不仅西夏人可以解读，就是当时许多元朝人如石天麟、察罕等，也是很精通其书其文。面对西夏图籍，从文献解读的角度看，根本不存在任何翻译理解上的困难。说脱脱持正统偏安之史观也难以让人信服。众所周知，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有两个三国鼎立时期，即北宋、辽、夏三国鼎立，南宋、金、夏三国鼎立，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是由宋、辽、金、夏四国共同创造的。研究比较辽、金、西夏史，可以看出其惊人的相似性，辽、金、西夏同是草原部落少数民族之一，三朝都实行全民皆兵制，军队都擅长骑战；国家职官制度的建立均仿唐宋之制；儒学大量传入境内，并经过与蕃学的曲折反复的斗争，儒家思想最终都被接纳为统治思想；国内兴建学校，以儒学经典为研习的主要内容；选官制度上，实行开科取士的办法来选拔官吏。这一系列的现象表明，辽、金、西夏各朝人民，虽然民族不同，服饰各异，语言不同，但都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共同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向前前进。就西夏而言，在对外关系上，虽然与宋、辽、金、元打打和和，和和打打，但它却从无要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的野心，相反，在其国势衰微之时，还兴儒学，尊孔子，弃自己的蕃礼而不用，慕中华之礼仪以图新。而辽、金、元不但建立了本族的政权，还有吞并天下之野心，故有辽胜宋、金胜辽，最后则是元灭金。人修史的角度看，辽、金、夏皆是已亡之国，特别是夏、金，更直接由元消灭。修史者能修金史、辽史，却不修夏史，用正统偏安之说难以自圆其说。若论偏安，辽是偏安，金亦是偏安，都未曾统一全中国，为何独厚辽、金而薄西夏呢？看来对于元人不修西夏专史的问题，传统的看法似乎都不具有绝对的说服力。那么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此我们抛砖引玉，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般来说，封建王朝在编修史书时都有这样一个不便言明的目的在内，即采用不同体例，运用一切手法，把有利于统治者统治的事情，把有利于统治阶级尊严的事情记载下来，以便为新的官僚阶层借鉴。在这样一种目的的驱动下，中国封建史官对于历史遗产和记事写史，往往很注意其借鉴和垂训的作用，以史为鉴成了一个重要的史学传统。元顺帝编修宋、辽、金三史也秉承这样的原则，《辽史·修三史诏》中，元顺帝明确宣布：“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为确保三史的修纂按统治阶级的意志进行，顺帝任命了总裁官作其代言人，给总裁官以修纂大权，《辽史·修三史诏》中明言：“纂修期间，予夺议论，不无公私偏正，必须交总裁官质定是非，裁决可否。”
    一旦政治开始关注史学，史家修史就不能不为政治所左右了。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史家往往以考论政治得失、劝善惩恶为己任，这就决定了他们修的史书中记录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现实中实实在在的政治和人事。但是，由于政治的介入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史家的创造精神。由于不能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持和认可，这些史家的修史计划往往搁浅。有些史家虽历经千辛万苦修成史书，最终也只能将它藏之名山、束之高阁。随着中国历史的演进，政治影响史家修史的力量越来越大。作为元朝的史家，面对西夏这样一个曾与宋、辽、金三朝相抗衡的封建政权，如何在史书中给它定位，他们着实大动了一番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