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目体不仅在体裁上与《春秋》一脉相承，而且在褒贬笔法上与《春秋》意味相投。以政治目的为主，以正统观相标榜，立纲仿效《春秋》，力求严谨；叙事仿效《左传》，以说明事实为度。《纲目》的行世，因其突出的政治化倾向而为历代统治者所赏识，宋以后为《纲目》作注或采用此体著名者不乏其人。元朝以前有陈均《皇朝编年举要备要》，举要为纲，备要为目，记叙北宋九朝之事。又有无名氏所撰《中兴两朝编年纲目》、《两朝纲目举要》。宋以后直至明清，每代都有编年体著作，元代有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陈k1k703.jpg《通鉴续编》。明代有商辂等人奉敕撰修的《续资治通鉴纲目》、南轩撰写的《纲目前编》。清代则有徐乾学撰的《资治通鉴后编》，清中叶毕源著《续资治通鉴》可称为后来居上之作。除续通鉴之作外，清代还有专叙明代历史的编年史书，著名者如谈迁的《国榷》、陈鹤的《明纪》以及夏燮的《明通鉴》。
    《春秋》所创立的编年体形式影响是如此长久，直至今日，我们在编纂各级各类志书、以及各种大事记时，最常用的体裁仍是编年体。
    三、《春秋》笔法对中国传统史学批评的示范作用
    《春秋》是一部政治化的历史著作，孔子尝自称，自己在表达政治理想时，与其托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孟子也说过，《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孔子将自己的政治观点、主张都寄托在《春秋》的撰述之中，所以有《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之说。（注：皮锡瑞《经学历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 ）由于将政治观念寓于史事之中，故《春秋》叙事特别讲究“书法”、“笔法”、“义例”，加以《春秋》极简略，要表达一种政治倾向往往要通过细微的修辞学变化而体现，这种以“微言”寓托某种“大义”就是《春秋》笔法，是《春秋》实施史学批评的独特形式。
    《春秋》有尊王之义，就是通过所谓“笔法”加以表达的。举如隐公元年冬，《春秋》书曰：“祭伯来”。《公羊传》解释道，“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又如《春秋》书天子之死为“崩”而不记葬。因为天子“至尊无所屈”。在《春秋》笔法中，还有所谓“讳例”，即“为亲者讳，为尊者讳”。凡“尊”、“亲”之事有不忍直言者，《春秋》则隐而曲之，为之讳。通过讳来表示作者不愿明言的政治观点。《春秋》著名的讳例是“讳八言六”。、“讳致言狩”。鲁国大夫季孙氏“八佾舞于庭”，僭礼越制，《春秋》记为“六”。晋文公践土之会，取威定霸，召周天子与会，《春秋》不愿直书其事，而讳为“天子狩于河阳”，意谓周天子是打猎到了河阳，顺道参加了践土之会，而不是晋文公所召致的。诸如此类的“书法”、“讳例”《春秋》中在在可见，这样一种叙事方法和史学批评方式对后世史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世史家大多肯定史书含有劝惩资鉴作用。有时史家对于史实的考证不必求其极详，然而书法则不可不求其精密。这种观念在宋代因理学的兴盛而得以强化。欧阳修之撰《新五代史》，他所注重的也是书法。朱熹撰《通鉴纲目》，对于具体史实的蒐集整理较少关注，多由其门人编纂，而对于书法义例则备极重视。他手订凡例一卷，强调斯编之体例、书法的严正立场，谓“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注：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自序》。）在《通鉴纲目》一书中，有多处仿效《春秋》笔法， 如改以蜀汉为正纪；唐代武则天改国号为周，《纲目》则纪唐中宗之年，而书帝在某地，以摹仿《春秋》书鲁昭公为三桓逐出鲁国后居乾侯的例子。
    中国传统史学注重“笔法”、“褒贬义例”以突出史书惩戒作用，这一传统延至明清而不改。清代皇帝很重视此端，清圣祖有《御批资治通鉴纲目》，清高宗更有《御批通鉴纲目辑览》，以官方的身份倡导此义。
    《春秋》笔法对中国传统史学批评的示范作用是显著的，其影响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就正面意义而言，《春秋》笔法使中国传统史学较早就具备了自觉的历史意识，史家高度重视史学的资鉴作用、教化作用、惩戒作用，从而使史学的社会教化功用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仅见的。就其负面意义而言，由于《春秋》过分强调笔法、义例，强调政治效应，使中国传统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据实实录”的客观实证方向，史学在某种程度上也丧失了独立的品格，从而沦为政治的婢女，正统观念的奴仆，皇家的御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