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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中国陶瓷考古发现与研究述略(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华文化论坛》 易立 参加讨论

    与外销瓷相比,国内在瓷器内销方面具备较好的研究条件。就已掌握的城址、墓葬及其他遗址发掘情况看,可资利用的材料已有大量积累:如90年代末发掘清理淮北柳孜大运河遗址中,出土隋唐宋时期全国南北20多个窑口的瓷器[78],数量之多,窑口之众,品种之丰富十分罕见,为了解国内瓷器通过运河转销的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证据;2002年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79]、2006年包头燕家梁遗址[80]发掘出土了大量元代南北多个窑口的瓷器,其中不乏精品之作。这批瓷器作为商业贸易之物,为研究当时内地与漠北之间瓷器产品的流通情况留下了宝贵材料;此外,新近于北京西城毛家湾明代瓷器坑亦发掘出大量景德镇窑、磁州窑、龙泉窑、钧窑等窑口瓷器[81],为深入了解元明时期制瓷手工业及各窑瓷器在北京地区的行销状况提供了新资料。总体而言,目前内销瓷问题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如对北方魏晋北朝墓葬出土南方青瓷[82],辽境出土景德镇青白瓷器[83]、及元代青花瓷国内行销状况[84]等课题的研究与探讨都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除对外销瓷的重视外,在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中还留意到国内遗址出土的少量舶来品,其中以波斯釉陶及高丽青瓷为两个重要对象,目前对后者的研究较深入,包括器形、工艺、源流及反应的历史背景等多个问题[85],这些都丰富了世界范围内陶瓷交流史的内容。
    (八)陶瓷发展史的系统总结。
    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冯先铭等五位先生编写的《中国陶瓷史》[86],这是第一部全面、科学地阐述我国古代陶器、瓷器发展历史的里程碑性著作,也是80年代以前中国陶瓷考古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此外,地方陶瓷史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时期先后出版了《四川古陶瓷研究》(1984年)[87]、《湖南陶瓷》(1988年)[88]、《河南陶瓷史》(1993年)[89]、《福建陶瓷》(1993年)[90]、《江西陶瓷史》(1997年)[91],这些都成为对《中国陶瓷史》的重要补充。
    四、研究方法的新动向
    
近30年来,我国的陶瓷考古研究成果显著,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而方法上的成熟也进一步确立了陶瓷考古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
    (一)研究的深入和细致化。
    早期的古陶瓷研究方法多与传统金石学的内容相同,即偏重于器物著录和文献考订,往往以单纯的器物鉴赏为主,达不到透物见人的效果。这时期由吴仁敬、辛安潮合著《中国陶瓷史》(1936年)也只是转载几本陈旧瓷书的内容,缺乏新意,达不到述说陶瓷史的目的。仅叶麟趾、陈万里等少数几位有识之士抱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对几处重要瓷窑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工作,从而拉开了中国陶瓷考古的帷幕。建国后30年间,相关的研究成果逐步积累,有不少已经开始寻求探索器物所蕴含的人文及历史背景,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并不充分。8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新材料的增多,研究者思维的拓展,学界所做的工作进一步深入具体,更加注重研究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如在对窑址的研究中,不仅着眼于窑炉、作坊、文化堆积,探寻原料产地及窑址周围的地理环境,而且注意考虑与窑址有关的一些无形因素,包括社会背景、人文环境及技术条件对窑业生产所造成的影响等;又如器物上的文字题款能反映当时的人际关系及社会生活状况,某些陶瓷器造型上蕴含的外来因素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中西文化交流成果等。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器物本身,更能达到以考古材料证补历史的目的。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反思旧有的一些研究方法,如对“窑系”概念的讨论[92],既肯定了它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也逐渐感到局限性的存在。
    (二)研究手段趋于多元化。
    如前所述,我国的陶瓷考古与研究从20、30年代起就一直寻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传统考古学方法,二是现代自然科学手段。近三十年来二者结合发展的趋势尤为明显,两个方向的研究者都更加注重吸收对方的研究成果,不少的大型发掘报告即在此基础上编写而成。另外,这时期里由李家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问世,代表了我国古陶瓷科技研究的综合成果[93]。与此同时,更多的学科知识被引入到古陶瓷研究中,如1982年编写的《中国陶瓷史》便广泛地运用了考古学、物理学、化学、工艺学、美学等多门学科,并结合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物材料,体现出中国陶瓷考古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分支。
    (三)专题研究的增多。
    经过近30年的工作,至80年代初编写《中国陶瓷史》之时,学界对于我国陶瓷发展史的体系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是这还不足以反映陶瓷史上的诸多问题。为丰富陶瓷史的内涵,一些专题受到空前重视,从原始瓷到唐青花、秘色瓷,再到两宋至明清的官窑制度[94]、古外销瓷、窑业技术[95]等,学者们认识上虽多有分歧,却活跃了思想,也为今后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有关辽代陶瓷的专题也已逐渐成为热点之一[96],对以往并不清楚的金代陶瓷面貌也有了逐步掌握[97],学术界越发清楚地认识到少数民族政权下的制瓷手工业同样是中国陶瓷史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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