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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法律、军事袁闾琨、蒋秀才等人编写的《清代前史》（沈阳出版社2004年7月），以1616至1649年（多尔衮去世）作为清代前史的断限，认为在此期间，清朝的实际统治者是多尔衮，所以，传统的以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入关为前史的断限有不妥之处。全书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论述了满族崛起与清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万依、王树卿等一批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专家编写、成书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部全面论述清朝宫廷史的著作《清代宫廷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于本年度付梓与读者见面。本书从入关前宫廷出现一直写到清朝覆亡，内容从内宫典制、建筑、经济、后宫习俗，辅之以各个时代的政治事件，全面论述了清朝内宫的历史，附录《清代宫廷史大事记》，是研究清代皇权、皇族、中央政治的重要参考书。此外，台湾学者那思陆于1992年在台北出版的《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一书，经过作者进行部分校订，本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体版。全书分为清入关前司法审判制度、中央司法审判机关、清代中央司法审判程序等几个章节，附录《清代各类人犯的刑之执行》。作者采用“史料学派”的方法，严谨、清晰的论述了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中的机构、法律及执行方面的各种问题，为研究清代以及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将大量档案文献、海内外材料排比解读，对庚子年间的相关史实细致考辨。作者以康有为、唐才常等维新势力在庚子年的活动为叙述重点，包括保皇会、中国议会、兴汉会、革命党、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新加坡华侨、广东秘密社会、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等重要社会势力群体，从不同视角剖开晚清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通过对清代驿传在地域范围上变化的考察，对其管理制度中的物质供给、信息传递等的分析，揭示清代驿传具体的实际运行方式，阐述其在国家政治、军事、疆域形成等方面的作用。其它还有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对地方军事作了个案研究。汪国志的《周馥与晚清社会》（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则对晚清重要的地方大员、学者周馥作了人物研究。 论文方面，张玉兴《明清易代之际忠贰现象探赜》（《清史论丛》十八辑）一文，对明清易代之际的忠、贰两种历史人物进行了全面论述，鲜明地提出，明清之际忠贰现象的讨论，事关重大的理论认同和严肃的社会道德价值导向，绝不可含糊的漠然置之。他在论文中详细提示了明清之际的忠义之士和叛明降清的贰臣这两大人群的各种具体的情况和各自的表现，进而明确指出：忠义之士所体现的是人间的浩然正气，而叛明降清的贰臣则是趋利忘义的羞辱大恶。“表彰忠义、鞭笞叛贰，对弘扬正气，倡导热爱国家、热爱民族，倡导献身精神，自有深远的意义。”张世明《清代宗藩关系的历史法学多维透视分析》（《清史研究》2004年1期）一文，用发生学、语用学、法理学的方法，对清代宗藩关系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指出清代宗藩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清朝政府当时实践理性所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具有明显的满族性。从空间而言，其内外层次具有相对性，随时间而变化，各种名称的指射随语境而不定。从而认为，清代宗藩关系的法律制度，在近代国际法体系中具有普遍性与合法性，保护制度与宗藩制度的冲突是特定时空下建构的两种法律模型的角逐，其底层的原因在于国家控制力与法律精细化的不同。杨珍《清朝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及其特点》（《清史论丛》第十八辑）考察了康熙初年的鳌拜、康熙前期的索额图与明珠、雍正初年的年羹尧与隆科多、乾隆后期的和珅以及咸丰中后期的肃顺等七清朝有名的权臣，分析了他们出现的历史机缘，或因皇帝年幼、衰迈，或因王朝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皇权交接）等。指出清朝皇权能够最大限度地约束权臣，使之为皇权的进一步集中、巩固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将其对皇权的威胁，限制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而清朝权臣对皇权的依附性，也超过包括明朝在内其他王朝的权臣。赫治清《清代邪教与清朝政府对策》（《清史论丛》第十八辑）一文，对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一词进行溯源，详细论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邪教”概念及其内涵的演变，集中阐述了清代“邪教”的六大基本特征、清朝政府有关“邪教”问题的七大对策、清代邪教屡禁不止的原因，以及清代邪教与民间宗教、秘密教门、农民起义关系等问题。林乾《清代旗、民法律关系的调整--以“犯罪免发遣”律为核心》（《清史研究》2004年1期）通过对一具体律文及例的变化的研究，揭示了清代两大法律主体--旗与民的法律关系调整及其意义，指出虽然清代在对旗、民“同罪异罚”的调整上做出不同的努力，但此一问题直到晚清变法时期才得到根本解决。而常书红《清代北京的旗、民一体化进程--兼论北京满汉文化的交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1期）则从整体上对清代旗与民一体化过程进行了论述，得出了与上文相近的结论。在社会阶层一体化问题受到关注的同时，地域的一体化也有人涉足：卢建一《试论清代闽台一体化的形成》（《东南学术》2004年2期），则从行政、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对康熙统一台湾后闽、台之间的一体化进程进行了研究。汪毅夫《清代台湾的幕友》（《东南学术》2004年1期）则从《清实录》及清人文集的材料出发，对清代台湾官员辟置幕府进行了研究，得出清代台湾与福建幕府之制具有同一性的结论。王雪华的《清代吏员的录用、迁转与离役》（《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5月）一文，简略阐述了清代吏员的选拔、考核等管理规定。马自毅的《“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考证》（《历史研究》2004年2期）和戚学民的《〈政治讲义〉文本溯源》（《历史研究》2004年2期）是两篇研究严复的文章，分别澄清了严复研究中某些习焉不察的误解。陈亚平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与清末修律辨析》一文（《清史研究》2004年1期），认为清末签署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并不像过去多数人所评价的那样是“屈从帝国主义意志”，而是清政府主动提出的修律要求，是当时中国社会观念变迁的必然选择。有关论文还有龚汝富的《清代保障商旅安全的法律机制--以〈西江政要〉为例》（《清史研究》2004年4期）、张小也的《健讼之人与地方公共事务--以清代漕讼为中心》（《清史研究》2004年2期）等。 三、民族、周边政策及中外关系 近年来，民族和边疆问题是清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除了档案和文献不断整理发布以外，本年出现的一些著作和论文，利用综合、多学科的方法，对制度、政策以及事件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杨强的《清代蒙古族盟旗制度》（民族出版社2004年10月）一书，就蒙古盟旗制度建立的背景、过程，具体的行政体制以及清代对蒙古的立法与管理，蒙古族的宗教、婚姻等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杜文忠《边疆的法律：对清代治边法制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一书，全面考察了清代治边法律、政策的历史过程，采用法律学、民族学、历史学等交叉学科的学术视角，对回疆、苗疆做了细致研究，概述了历代政府对边疆治理的认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清朝的民族立法、司法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进行了考察，提出了“文化边疆”的概念，同时也用力阐述了清代人口激增引发的大量人口向边疆地区流动，造成整个国家“制度供给不足”，是影响边疆法律制度、民族政策的主要因素。孙镇平《清代西藏法制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8月）则具体考察了清代西藏地区的法制史，作者从清代治藏采用“从俗从宜”的立法思想出发，将清代治藏历史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最后从总体上对清代治藏法制的发展规律、制度特色、作用和借鉴意义等方面作了总结述评，在全面研究清代西藏法制方面，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考察了晚明到清前期（15－18世纪）三百多年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指出“中国与欧洲的文化接触和交往，传统中国作为一个辅助因素动摇了西方以《圣经》为代表的世界体系，在这里，”传统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实在参与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构建过程。在后来的岁月里，中国因素虽然逐渐退潮乃至烟消云散，但是，‘初识’时代的印记总是如此地深刻，对于迄今为止的西方中国观仍然有持久的影响。”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以活跃在晚清中法外交、台湾问题等领域、跟随李鸿章等人积极进行外交活动的人物陈季同为个案，应用大量的中、法文著作、译作、文章、书信，包括公文、电函、汇票、档案，考辨了陈氏生平中的三桩公案，以及其中西文著述与社会活动，并且建立了陈季同的文化坐标，对其文化态势及思想观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其它著作还有牛海桢《清代西北边疆地区民族政策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