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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敦煌吐鲁番文书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包含着大量的新史料，但由于大部分有价值的文书在20世纪初就流散国外，给全面利用这批文书资料造成极大困难。由于各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一些重要的有关中西关系史的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已经整理出版，如敦煌写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沙州图经》、三种摩尼教残经、两种景教文献和敦煌文书《唐天宝十载敦煌县差科簿》，早已是中外关系史学界经常引用的资料。吐鲁番、库车、焉耆发现的梵文、吐火罗文佛典和伊朗语、突厥语摩尼教残卷，也是西方学者迄今为止热衷的研究课题。近二十年来，由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学者有机会到海外调查，而通过上海古籍出版社为首的几家出版社的努力，近90%的海外所藏敦煌文书资料已经用清晰的图版印成大型图录[11]，极大地便于我们的全面整理和研究工作。 由于资料的全面公布，我们可以系统地收集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资料，特别是散见于敦煌寺院帐目中的资料。在这方面，唐耕耦等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为我们检索文献提供了方便[12]，但因为他们所依据的缩微胶卷和《敦煌宝藏》的图版不够清晰，有些文字仍需再斟酌，而俄藏敦煌文献的资料在当时根本见不到，因此大多数未予收录。吐鲁番文书的情形与敦煌文书类同。其中1959-1975年间新发现的汉文文书，已经由唐长孺先生为首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整理出版，而且新刊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4册，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图文兼备，极便学者对照使用。 姜伯勤先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一书，依据专题钩稽了大量有关汉唐中西关系史的资料，并给予精辟的解说[13]。但敦煌吐鲁番文书数量庞大，其中仍然有许多重要的史料值得研究者发掘利用，如早在1928年就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全文公布的《历代法宝记》中，就有一段十分珍贵的有关摩尼教和景教的记录，大概因为《历代法宝记》是一部剑南道禅宗和尚编纂的灯史，因此未能引起中西关系史研究者的注意，实则这条材料对于已经几乎穷尽的汉文摩尼教和景教史料来讲，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14]。像这样的材料，我想随着研究的深入还会不断地被发现，一些旧有的资料也会获得新的解释。 3.石刻碑志和题记中国各地保存有大量石刻史料，主要有石碑、墓志和造像题记三大类。近年来，由于出版社在学术和经济的双重动力下，出版了大量石刻史料的合集，包括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千唐志斋等处所藏碑志的拓片，以及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墓志的照片，其中许多是首次发表的新材料[15]。这些石刻材料中包含有较多的外国来华人士和外来宗教的内容，我曾经检索收集过其中粟特人的墓志，迄今已经有上百方之多。近年有关入华粟特人研究的进步，部分就是因为利用了粟特人墓志。在这类墓志本身的整理工作方面，罗丰先生的《固原南郊隋唐中亚史氏墓志考释》，可以说是一个典范[16]。这些石刻资料里面，有时包含有极其重要的有关中外关系的新信息，比如波斯人李素的墓志，不仅提供了一个曾任唐朝太史令的重要人物的事迹，而且也牵涉到希腊、波斯星占学的传入中国和景教传播的问题[17]。由于仍有不少石刻材料尚未出版，我们相信，对石刻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将会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史料革命。 4.胡语文献在敦煌、吐鲁番乃至中原地区，都多少不等地出土过来华外国人所写的文献，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西方考古学者攫取到手，带回西方。经过各国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近一个世纪的解读研究，已有相当一批文献被译成现代英、法、德文，其中有许多极其珍贵的中西文化交往史料，如敦煌长城烽燧下面出土的粟特文古信札[18]、吐鲁番出土中古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序》[19]，许多都还没有完整的或令人满意的汉文译本。中国考古工作者发掘所得，也有一些重要的资料，如黄文弼得自吐鲁番的《高昌回鹘摩尼教寺院文书》[20]、新疆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墓地发现的《粟特文奴隶买卖契约》[21]、西安出土的汉语与钵罗波语的《苏谅妻马氏墓志》[22]等，也异常珍贵。这类文献的语言属于古代死语言，要准确译出，需要做大量的对证和考释工作。近年来随着这些语言研究的进步和相关的对比材料的增加，对这些胡语文献的解读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比如粟特文古信札，使我们有了更为可靠的英文译本[23]。这些胡语文书，从内容或者词汇上有不少与汉语文书相关，马小鹤先生关于东西方摩尼教词汇的对比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工作的样板[24]。尽管把这些胡语文献译成汉语难度很大，但价值也大，相信我们能够克服困难，把重要的胡语资料系统全面地翻译出来，使之成为中国历史文献的一部分。 5.传统古籍如果对比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所利用的书籍来说，还有一些传世的史籍不知何故为《汇编》所漏收。如《水经注》，其中包含大量中印关系史的珍贵文献，也保留了不少求法僧的记录，大概因为当时无善本可依，因此《汇编》全未采录。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较好的《水经注》的整理本[25]，可以对照伯戴克（L. Petech）对有关部分的译注[26]，加以重新钩稽和整理。此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陆续出版的传世古籍中，也有不少重要的材料，如新刊《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影印古籍中，因为发表了一些过去没有公布的文献资料，所以可以从中辑出一些相关的内容。而有些《汇编》已收录的书中，亦可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发掘出新的史料。 6.文物考古材料与出土石刻资料相似的是新出土的文物材料，最近五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物材料，包括罗马、波斯与粟特系统的文物，如罗马金币、萨珊银币、罗马和伊斯兰玻璃器、波斯与粟特锦，还有表现宗教人物、神祗、胡人及外来物质文化的塑像和壁画，亟待进行系统的调查和全面的研究。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按发现的地点做过概要的总结[27]。最近，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出土胡商文书》、齐东方《伊斯兰玻璃与丝绸之路》、罗丰《中国境内出土的东罗马金币》等文对相关专题做了透彻的研究[28]。我想，今后通过学者们对大量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所进行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可以大大补充文献材料之不足，而且文物材料的形象性，可以和文献材料相互补充，互相印证。 近年来，我的一项主要的研究工作，就是收集整理上述这些文献材料（也包括考古文物资料），并加以考释研究。拙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一书收录的一些文章，就是该项工作的部分成果。我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把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出版以来所发现的新材料，系统地收集起来，汇编出版，把零散的史料系统全面地展现出来，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方便；也希望在收集整理和研究的这一过程中，揭示出一些汉唐中西关系史上不为人知的史实，并根据新的材料，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思路，以此来丰富我们对汉唐间中西文化交往史的认识。 （附记：本文原为提交2002年11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的“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后修订收入荣新江、李孝聪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现略做修改，并在注释中补订一些最新的出版信息。） [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册，辅仁大学，1930年；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中华书局新版，2003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