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就要告别二十世纪了。回眸历史，无疑可见学术领域的灿烂群星。其中，张舜微先生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令世人瞩目。
    一、总结乾嘉学术堪称朴学殿军
    清代考据学，学风质朴，以汉代的训诂考证方法为宗，故被称为朴学、汉学。这一学派源于清初，盛于乾嘉，衰于道光，殆及二十世纪又放异彩。当代的国学大师，如俞樾、孙诒让、章太炎、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陈寅恪、陈垣、顾颉刚、钱穆、钱基博、余嘉锡、黄侃、张舜徽几乎无不受乾嘉学派的治学传统影响，在考据学中卓有建树。尽管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新思想、新方法，有新拓展，但在学术的总路数上仍是沿袭了乾嘉学术。事物的发展过程往往会出现回光返照，二十世纪新朴学的出现，或许是传统考据学在中国几千年学术中的一个精彩终结。在这一终结中，张舜徽先生是最后一位谢世的朴学殿军。
    张先生出生在洞庭湖畔的书香家庭，祖父和父亲都精通朴学，从小发蒙的是朴学教育，一生的治学道路和大半学术成果都可以归到朴学系统。朴学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根柢，推崇汉代的许慎和郑玄，热衷于对四部书籍作校勘、注释、考证。张先生从文字学入门，视许、郑之学为础基，对考据学派的学术渊源了解很深，对顾炎武、王夫之、阎若璩、胡渭、惠栋、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卢文弨、王鸣盛、孙星衍、阮元等人的学问皆有采撷和继承。他一生致力朴学，在家坐拥书城，终日伏案笔耕，对朴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研究，推出了一部部散发着新时代气息的朴学著作。欲读张先生的书，不能不上溯到清代去读乾嘉朴学大师的书，否则不明其源；欲读乾嘉朴学大师的书，又不能不读张先生的书，否则不明其流。可以说，张先生的学问与乾嘉以来的朴学是不能分割的一个整体，是朴学在二十世纪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朴学的弘扬。张先生的《广校雠略》《积石丛稿》《说文解字约注》《郑学丛著》《清人笔记条辨》《旧学辑存》《汉书·艺文志通释》《爱晚庐随笔》《讱庵学术讲论集》《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清儒学记》《清人文集别录》《清代扬州学记》《顾亭林学记》等著作都可以归于新时代的朴学书库，并占有突出的一席之地。
    当然，张先生毕竟是二十世纪中后期比较杰出的学者，他不可能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朴学学者。事实上，他在治学理论上、方法上、成果上都超出了朴学范围，他的《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中华人民通史》《周秦道论发微》《中国文献学》《史学三书平议》《中国史论文集》《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不能简单地包容到朴学中去。张先生没有盲目地全盘肯定乾嘉朴学，他常常跳到圈子外，站在更高的境界反思朴学、品评朴学，他认为有些朴学家太迂腐、抱残守缺、孤守一门；有些朴学家太自负，数典忘祖，反唇相讥；有的朴学家有识无文，笔头呆滞，不耐阅读。如他在《史学三书平议》（第191页）说有些经师“好为大言……多见其不知量也。”他在《讱庵文录》（《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二，第1页）说：“余平生涉览清人文集，至千余家，深病乾嘉诸儒能为考证之学，多不能为考证之文，具二者之长可以无憾者，特十数家耳。”张先生的古文和语体文都写得很漂亮，气势磅礴而不装腔作势。笔者每读其文，不忍释手，以为归之《古文观止续编》亦未尝不可。这大约是因为张先生有感于朴学文饰太差，从小发愤练就了这一手“绝活”。他的文与识，超过了许多朴学家。
    张先生是旧学营垒中走出来的新朴学家，他与他同时代的新朴学群团一起为传统朴学划了一个相对完美的句号。
    以下分别论列张先生在朴学中的成就：
    1.文字学
    治文史者，不能没有文字学根柢。文字功夫与学术成就往往成正比。文字功力有多深，文史成就就有多扎实。乾嘉朴学特别重视“小学”。所谓小学，狭义的是文字学，广义的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字中的形音义实是三位一体，不能分割。乾嘉朴学对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特别下功夫，戴震、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皆因研究《说文》而称名于世。二十世纪，章太炎著《文始》，马叙伦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陆宗达著《说文解字通论》，张政烺著《六书古义》，杨树达著《说文读若探源》，周祖谟著《徐锴的说文学》，丁福保编《说文解字诂林》，推动了《说文》研究，时至今日，《说文》研究已发展为一门许学，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会。
    张先生一生酷好《说文》研究。他从小就坚信一句名言：“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此乃张之洞《书目答问》末附清代学者《姓名略》的开首语，这也是朴学家恪守的治学门径和信念。张先生15岁时取王筠《说文句读》《说文释例》、段玉裁《说文注》、郝懿行《尔雅义疏》诸书通读对读，17岁写成《尔雅义疏跋》，指出《说文》与《尔雅》的异同、以及郝氏《义疏》的不足之处。20岁时，张先生在祟文书局版《说文》写满了眉批。三十年代初，张先生读到《说文解字诂林》，认为此书仅有罗列而无论断，颇感失望，于是下定决心要通注《说文》，著一部简约易学的字书。其后，他逐字、反复研究《说文》，又续批了几部《说文》。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五十个春秋，他终于在七十年代末完成了《说文解字约注》。《约注》不约，200万字三大册，实为二十世纪《说文》研究成果中的巨著。当代学者之所以公推张先生为许学硕儒，就是因为这部《约注》奠定了他在文字学中的地位。
    《约注》的贡献在于：（1）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研究《说文》的新水平。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有个疑虑：乾嘉朴学的水平很高，特别是在《说文》等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后学在朴学上能否超过先贤？退而言之，在朴学某一个方面能否超过先贤？张先生用毕生精力作了肯定回答：人世间没有不可逾越的学术！张先生参考了几百年来有关《说文》的几乎所有成果，形成了一部集大成的新著，实际上是对《说文》研究作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2）它凝结着张先生的无数创见。许慎原文九千字，张先生对每一个字都有见解，或择其一家之说，或卓尔不群。他远师汉儒，近宗清儒，旁征博引，沿声求义，自成体系。其中引用的甲骨文、金石文、民俗知识，令人耳目一新。
    《约注》在1984年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学术界对《约注》太缺乏研究，时下学风追求浮躁，有悖朴质，且《约注》印刷用的是手写体，很难通读，所以，《约注》的研究尚未真正开始，这是令人遗憾的。
    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古文字，张先生曾撰有《广文字蒙求》《说文解字导读》等书，和一些文章，由浅入深地引导读者走向正确的门径。这种普及性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张先生注意总结语言文字的内在规律，他有感于晋人郭璞楬橥的字义反训之例，惜其说未能充类至尽，不及推溯皇古造字之初，乃博稽群书，扩充义证，撰《说文反训集证》，把通常所见的文字敌对义分为四十类，如善与恶、治与乱、分与合、大与小等。这对于理解古文中相反相成的道理很有益处。
    限于经济条件、地理条件，张先生没有机会像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董作宾、胡厚宣等先生那样去一一考释甲骨文和金文。但是，他对金、甲文很重视，五十年代曾写了一篇《初学研究甲骨金文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主张结合《说文》考订文字，不可凭空猜测。他很推崇王国维、罗振玉，对考释上古文字具有极大兴趣，并积极采纳新成果。
    2.音韵学
    音韵学研究汉语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语音系统及其演变规
    侧重分析声韵调的关系。二十世纪，张世禄著《中国古音学》，罗常培、周祖谟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唐作藩著《音韵学教程》，李新魁著《韵镜校证》，谢纪锋著《音韵学概要》。
    张先生对音韵学是有研究的。他在青少年时尽心于声韵。在审声方面，从江永《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入门，然后阅读钱大昕《声类》、陈澧《切韵考》、江谦《说音》诸书；在辨韵方面，对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江有诰以及近代章太炎、黄侃诸家古韵分部异同之说，都曾系统钻研过，他在24岁时以古韵分部为经，声纽为纬，将《说文》九千余文按类填表，撰成《说文声韵谱》，装为六册。《旧学辑存》有《说文谐声转纽谱》《切韵增加字略例》《声论集要》。
    张先生在音韵学有独到见解。他读刘熙《释名》，恍然有悟于声训之理，认定由韵部以推字义不如由声类以求字义尤可依据，而双声之理为用至弘。他赞同王引之在《春秋名字解诂叙》所云：“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声之相同相近者，义每不甚相远。”他曾辑录戴震、邵晋涵、陈澧、刘师培、钱玄同等20位学者有关循声以求义的论述，得出结论说：“如欲研治小学，以达于语言文字之原，则双声之理，不可不讲。”这是他的经验之谈，研究古文字者应当认真借鉴。
    3.训诂学
    训诂是解释经文，用易知的语言说明古代难懂的文献。二十世纪，黄侃著《训诂学讲词》，胡朴安著《中国训诂学史》，杨树达著《训诂学讲义》，张世禄著《中国训诂学概要》，齐佩瑢著《训诂学概论》，周大璞著《训诂学要略》。
    张先生虽没有研究训诂学的专著，但他的著作中已经有专章论列训诂。他对训诂的源流有自己的看法，认为上古的《公羊传》《谷梁传》《诗毛氏传》都是训诂之作。汉代学贵师承，囿于一家之说，郑玄遍注群经，有博通气象。宋代学者喜欢另创新义，实为训诂之一变。他还认为《尔雅》是很重要的训诂名物书，类似的书还有《小尔雅》《广雅》《博雅音》。此外，杨雄的《方言》、郭璞的《方言注》、刘熙的《释名》都是基本的训诂书。
    张先生整理古籍时，常采用训诂方法。他撰有《管子四篇疏证》《毛诗故训传释例》《中论注》《异语疏证》等。清嘉定人钱献之撰《异语》十九篇，世鲜传本，张先生为之作《疏证》，有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诸篇。张先生的这些著述为训诂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4.版本目录学
    版本目录学是治学的门经。乾嘉朴学以之为治学的基础。二十世纪有不少这方面成果，张元济著《涵芬楼烬余书录》，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余嘉锡著《目录学发微》，王重民著《中国目录学史论丛》，来新夏著《古典目录学浅说》，魏隐儒著《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不胜枚举。
    张先生特别重视版本目录学。他认为雕版印书的开始，应溯源于石经，东汉熹平三年（174年）把儒经刻在石上，供人捶拓揭取。他认为宋金元明本不可尽据，只有精校本和精刊本才可贵。汉代开始对古书正式分类，书目的流别有官簿、史志、私录等，都是学者应熟悉的。
    张先生写有《四库提要叙讲疏》《初学求书简目》，并且对整理《清史稿·艺文志》发表过文章。他对《汉书·艺文志》下功夫最深，著有《汉书·艺文志通释》出版。他考证《汉书·艺文志》的义例，从甄审、著录、叙次、标题、注记五个方面总结其特点，并且对《汉书·艺文志》所载古籍一一作了辨识。这是二十世纪研究《汉书·艺文志》的一部力作。
    5.校勘学
    校勘，又称校雠。但有人认为校勘与校雠不完全等同。张先生认为，古代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都是校雠学家，校雠学无异为文献学的别名。所谓版本、目录、校勘都不过是校雠学的几个组成部分，校雠学的功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二十世纪在这方面的成果很多。胡朴安著《古书校谈法》，余嘉锡著《古书通例》，陈垣著《校勘学释例》，王重民著《校雠通义通解》，蒋元卿著《校雠学史》
    张先生对校勘学很有研究，他认为从周代开始就有了校勘，理由是《国语·鲁语下》记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他在《中国文献学》对校勘的重要性、必要性、条件、依据、态度都有论述。他对刘向、刘歆、郑玄、陆德明、郑樵、章学城、纪昀等人的校勘方法作了总结，如刘向校书有六个方面：（1）广罗众本，仔细勘对；（2）彼此互参，除去重复；（3）校出脱简，订正讹文；（4）整齐篇章，定著目次；（5）屏弃异称，确定书名；（6）每书校毕，写成叙录。张先生把清代朴学的校勘家分为两派，卢文弨、顾千里等人是博涉派，校书遍及四部；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钱大昭是专精派，校书侧重经或史。
    张先生在校勘方面有实践。他著有《敦煌本说苑残卷校勘记》、《老子疏证》等。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老子》的两种写本，张先生以之校对传世的本子，在编次和文字上都有新的发现。他的《老子疏证》博采众说，择善而从，抒发己见，为我们从事校勘提供了借鉴。
    张先生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该书论述了校读史籍的基本条件，校书应注意的问题，如何辨伪，辑佚等。这是我们学习校勘学最重要的读物之一。
    6.经学
    经学是训释或阐述儒家经典的一门学问。它在汉代是一门显学，出现了董仲舒、刘歆、何休、郑玄等一批大师，宋代有些消沉，清代又复兴。乾嘉朴学重视经学，往往皓首穷经，阎若璩、胡渭、惠栋、王引之、焦循都卓有贡献。其后，龚自珍、康有为、廖平、章太炎都热衷于经学，有成果问世。
    与过去相比，二十世纪的经学较为冷落，但仔细想一想，仍不乏名师大家，如皮锡瑞有《经学通论》，马宗霍有《中国经学史》，刘师培有《经学传授考》、杨向奎有《两汉经学与政治》，钱穆有《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蒙文通有《经学抉原》，周予同有《群经概论》，他们对历史上的经学作了总结。至如研究一部部经书的成果则更多，此不赘举。
    作为一位朴学家，张先生对经学下过功夫。他在《八十自叙》说：“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础，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几乎每一个朴学家都治过经学，这是他们学术生涯的必经阶段，也是衡量朴学家的一个标志。张先生在文字学中耕耘了一段时间后，就进入了经学园地，初治《毛诗》，后及《三礼》，均有著述传世。最突出的成果是《郑学丛著》。
    《郑学丛著》是张先生在经学中的代表作，这里想多交待几句，郑玄是汉代经学的硕儒，他遍注群经，多有创获。清儒虽不乏潜研郑学者，但分治一经者多，合治群经者少，终未有汇合郑氏群经注义以成一编者，亦未能成书。二十世纪几乎无人专攻郑学，唯张先生下力尤深。张先生年轻时就写了有关郑学的一些笔记，当时，他自顾年尚少，见闻不广，轻言述造，恐贻讥大雅，把笔记整理成书而存之。到了晚年，他发箧重温旧业，区处而理董，修改充实成《郑氏校勘学发微》《郑氏经传释例》《郑雅》《郑学叙录》《郑学传述考》，又推衍郑氏声训之理，效《释名》之体，以究万物得名之原，撰成《演释名》一书，与上述五种合刊为《郑学丛著》。该书发凡起例，取用自如；融会钩稽，博采众说；左右采获，极共周详。主要可概括为五个方面：（1）介绍经学知识。书中论列了经的名称、经学博士的设立、经今古文两派的争论、经学的弊端，指出经学阴阳五行化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基本特点。（2）阐明郑玄的贡献。郑玄在古声韵有开创性发明，由占声类以推见物名之原。郑玄与许慎一样精通文字，不同的是：许造字书，皆明本字；郑撰经注，多释假借。郑玄对群经写出了简约的注本，开创了好学风。（3）考证郑注。把郑玄的注释方法归纳为二十类，如“宗主旧注不为苟同”“沿用旧诂不标出去”。（4）广弘郑义。郑注与《尔雅》相表里，张先生撰《郑雅》以明部居；撰《演释名》以绍双声。（5）条辨郑学传述。郑玄在世时，弟子上千。张先生考查了由汉代到清代的郑学名家和学术成果。总之，《丛著》发前人所未发，精心孤诣，填补了清末以降郑学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