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二《史部·传记类·存目四》中著录有当时浙江巡抚采进的《熙朝名臣实录》二十七卷，《提要》云：
    明焦竑撰。此书《明史·艺文志》不著录，前有自序，谓：明代诸帝有实录，而诸臣之事不详，因撰此书，自王侯、将相及士、庶人、方外、缁黄、童仆、妾伎无不备载，人各为传。盖宋人实录之体，凡诸臣之卒必附列本传，以记其始末，而明代实录则废此例，故竑补之。
    “提要”中的这段话不尽允当，明代《实录》并非不作大臣传记，凡三品以上大臣卒后均附生平小传，是明历朝撰写《实录》所遵循的规则，这不是本文讨论重点，故不深论。从“提要”中还可知是书未被《明史·艺文志》收入，焦竑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补《明实录》无传的缺憾。但考焦竑的著述，他的文集《焦氏澹园集》中收录的刊行和未刊行的篇目甚为详尽，有《焦氏类林》、《老庄翼》、《阴符解》、《焦氏笔乘》、《续笔乘》、《养正图解》、《经籍志》、《京学志》、《殉国忠节录》、《东宫讲义》、《献征录》、《词林历官表》、《词内嘉话》、《明世说》、《笔乘别集》等共计十五种，清人陈作林的《金陵通传》中更列其著作十七种之多，不见于上列的有《易筌》、《禹贡解》、《考工记解》、《俗书刊误》、《支谈》、《若侯问答》、《金陵旧事》七种，独不见这部颇具规模的《熙朝名臣实录》。
    再看《四库提要》对该书的评语：
    其书郭子兴诸子之死及书靖难诸臣之事，皆略无忌讳；又如纪明初有通晓《四书》等科，皆《明史·选举志》及《明会典》所未载；韩文劾刘瑾事，有太监徐智等数人为之内应，亦史传所未详，颇足以资考证。然传中多引《寓圃杂记》及《琐缀录》诸书，皆稗官小说，未可证信。又或自序事，或仅列旧闻，标其书目，于体裁亦乖，所附李贽评语，尤多妄诿……
    可见，“提要”对该书有相当程度的肯定，其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中体现的史学思想当非正统，实值得一看。
    检阅群籍，可知在1986年，朱鸿林先生就有《熙朝名臣实录即续藏书考》（《大陆杂志》72卷，6期，1986年）一文，将清人王颂蔚《明史考证捃逸》中涉及《熙朝名臣实录》的十二条引文与李贽《续藏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仔细的核对，又将《四库提要》评论《熙朝名臣实录》之文的特色和《续藏书》所见相对比，再参照书籍流传情况，证实二者实为一书，行文严密，丝丝入扣，为一篇非常精彩的考证之文。惜朱先生未见原书，于《熙朝名臣实录》未能有直观的认识。
    《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107册收录有这部《熙朝名臣实录》（以下简称《熙录》），为影印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明末刊本。
    《熙录》前有序言一则，序末曰：“秣陵焦竑弱侯撰”，钤有“弱侯”、“焦氏”两方小印。全书起始有“秣陵焦竑辑”、“虎林梁杰、杨尔曾、柴应槐校订”字样。版心有鱼尾标记，下刻卷数及每卷页数。卷首均题“秣陵焦竑辑”，卷尾均注“××卷终”。
    然而，细阅《熙录》前序文，却发现这篇序文为李贽《续藏书》前的《焦竑序》和《李维桢序》拼凑而成。如序言起始曰：“明兴以来，史职隳废，列圣具有《实录》，于志臣事独有未备，而野史杂出。韦布之士不尽谙朝章，荐绅之伦不尽负史才，信耳者不审于时势，见小者不关于大体，修辞者不当于故实。甚乃苛责深文，恣臆冥决，所好生羽毛，所憎成创閒……”是大段抄录的《续藏书·李维桢序》，只头一句略有出入。（原序为“本朝史职废，列圣《实录》于臣下事不详，而野史杂出。”）序文中间曰：“退，以之而修身蓄德；进，以之而尊主庇民。谋王断国之大端，驭倭御寇之宏略，班班具在”，是《续藏书·焦竑序》之原文，只窜入了个别词语。 由此，《熙录》序文之伪可以断定。
    两书对勘，深深佩服朱鸿林先生由旁证而得《熙朝名臣实录》既《续藏书》的判断。《熙录》和李贽《续藏书》的内容完全一样。两书均为二十七卷，类目安排顺序亦同，只是《熙录》去掉了《续藏书》各卷前所题，诸如“开国名臣”、“开国功臣”、“逊国名臣”、“内阁辅臣”等的总标目。《续藏书》卷十的两个小序“史阁叙述”、“史阁款语”的内容也被裁去。《熙录》改《续藏书》卷首“小引”前的“臣李贽曰”为“臣焦竑曰”，《熙录》为翻刻《续藏书》而成当无疑议。《熙录》各卷均注“××卷终”，卷二三、二四末却注“《续藏书》卷二十三终”、“《续藏书》卷二十四终”，这又留下了《熙录》翻刻《续藏书》的佐证。
    明代雕版印刷业极为发达，书坊刻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所谓的“坊刻”书籍大多以谋利为目的，重数量不重质量，一书畅销，则盗印不绝。《熙录》的刊刻就是其中一例。作为“名教罪人”下狱致死的李贽在晚明思想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生前那种“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行为就已倾动大江南北。其死后，“书益传，名益重”（李贽《续焚书》卷首，汪本钶《续刻李氏书序》）。朱国祯的《涌幢小品》中更言文人、学士们恨不得将李氏的著作人挟一册，“以为奇货”。在厚利的驱使下，那些“书坊觅利之人”“见其刊之获厚赀也，每窃先生书稿，无不行板矣。”（《李氏遗书》附录）再者，万历三十年和天启五年，李贽的著作两度遭遇官方禁毁，他的所有书籍刊与未刊者都不许存留。在这种情况下，书贾或他人将《续藏书》托焦竑之名进行翻刻亦不难 理解。
    看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熙录》的评语，再读其对李贽《续藏书》的解题，（《续藏书》被著录在《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史部·别史类存目中）会感颇为有趣。其评论云：“……因自记其本朝之事，故议论背诞之处比《藏书》为略少。然冗杂颠倒，不可胜举。如一刘基也，即列之‘开国名臣’，又列之‘开国功臣’；一方孝儒也，既列之‘逊国名臣’，又列之‘文学名臣’。经济本无大小，安见守令设施不足以当经济，乃于‘经济名臣’外别立‘郡县名臣’，又王袆殉节滇南，不入之‘忠义传’中，而列之‘开国名臣’内，种种踳驳，毫无义例，总无一长可驭也。”竟一无是处，与《熙录》之评语有若天壤。不难看出，《四库全书总目》一书两收两评的这一失误，既表现了四库馆臣在编纂过程中的疏忽，也反映出了当时政治对学术的干预和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