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略的回顾
    笔者既往曾撰《论左传预言》（注：《史学月刊》1984年第4期。）、《左传材料来源考》（注：《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孔子不修春秋辨》（注：《史学理论》1993年第2期。）等三篇文章。本文拟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左传》的成书年代和编撰过程。
    涉及《春秋》与《左传》的研究，前人著述极多，自晋杜预作《春秋左传集解》和《春秋释例》以来，直至清季及近代，相关著作汗牛充栋，而尤以清代为最。具代表者如唐陆淳，宋叶梦得、苏辙、魏了翁、程公说、吕祖谦，清毛奇龄、惠栋、顾炎武、万斯大、惠士奇、刘文淇、洪亮吉、梁履绳、高士奇、焦循、崔述、顾栋高，乃至近代康有为、刘逢禄、章炳麟、崔适等人，皆有专著。其观点看法既繁，且凡治《左传》的学者皆不陌生，本文下面的论述中亦有所涉及，故此处不具引。
    至于最近二三十年以来，虽有不少研究《左传》的新作，然与本文所论内容有关者不过赵光贤、童书业、杨伯峻、徐仁甫、胡念贻数位先生的著作。赵师《左传编纂考》所持《左传》既非刘歆伪造亦非吴起子夏诸人、其作者为鲁人左氏的观点，笔者深为信从，本文将以此为前提做进一步研究。徐仁甫先生坚持康有为、刘逢禄“刘歆伪造《左传》说”（注：详氏著《左传的成书时代及其作者》，《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3期；《论刘歆作左传》，《文史》第十一辑。），胡念贻先生则认为《左传》成书于春秋末期（注：详氏著《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文史》第十一辑。），这些均与本文的观点有异。童书业、杨伯峻的结论（注：分见童著《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杨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与本文在大的范围内相近，但本文的论证角度完全不同。
    我对《左传》成书年代的论证与前人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并不仅仅依赖于个别已验与不验的预言等孤证，而是同时通过对《左传》所取材料来源的具体分析，说明《左传》之所以成书于那个时代的必然性及其原因。
    因笔者的上述诸文发表时间较早，故在开始本文的阐述之前，有必要将已往个人论证过的问题略做回顾，以便读者对本文立论的前提有所了解。由于《孔子不修春秋辨》的内容与本文关系不大，姑不论，这里仅简介其余两文。
    （一）《左传》预言问题。《左传》中有很多预言，有的预言当时之事，有的预言几十年后事，有的甚至预言几百年后的事。这些预言大多奇验，其总数在一部《左传》中当以百计。自古及今，凡治《左传》的学者都对《左传》中的预言深感兴趣，论述颇多。这些论述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第一，关于预言的作者。一部分学者根据《左传》预言大多奇验，故认为左氏专好造作预言；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左传》预言皆系后人附益。第二，由预言来判定《左传》的成书年代。由于《左传》中有一些不验的预言，故许多学者往往据此来推断《左传》的成书年代。
    笔者在《论左传预言》中论证了以下三个问题：其一，《左传》中的许多预言既不是出自左氏编造，也不是出自后人附益，而是由左氏取自各国史书。其二，《左传》中的预言来源不一，并非成于一时，有左氏取自史书，有左氏自造，也有后人窜入。因此，单纯依靠预言来判定《左传》的成书年代，并不可靠。其三，昔人皆以为《左传》预言有验有不验，但实际上，完全不验的预言《左传》中是没有的。《左传》预言绝大部分皆验，极个别预言是有时限的或在一定程度上的应验。如文公六年预言“秦之不复东征”，哀公九年预言“赵氏其世有乱”，若以《左传》成书时期的历史去考虑，这些所谓不验的预言其实也是有一定时限地应验了的。
    上述论述，有兴趣者请参阅原文，此不赘引。
    （二）关于《左传》的材料来源。我在《左传材料来源考》中阐释并论述了如下观点：《左传》原书主要由两部分材料组成，一是取自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私人记事笔记，这是当时的史官实录。这部分材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其中那些时间交待得清楚具体的文字，属于第一手材料，最为可信。我们要了解春秋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真实情况，主要应着眼于对这部分材料的研究。二是取自流行于战国前期的、关于春秋史事的各种传闻传说。一般来讲，《左传》里凡是长篇大论的对话，多属于取自战国传说（但并非全部）。这一部分文字的史料价值不高，有些事情虽有一点史影，但已大大失真；还有一些则面目全非，根本不可凭信。因此对于这部分材料，需要做很多剔伪存真的工作。左氏在编集整理时将来源于这两部分的材料揉合在一起，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其间的痕迹和差异。
    本文拟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分析《左传》于齐鲁郑晋诸国史料取材的详略及其原因，以及春秋时期史籍流散的过程，并进而考证《左传》的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